剛過去的20世紀發生了許多災難:革命、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及幾乎從未間斷的區域性戰爭)、核武競賽、環境污染、暖化、愛滋病等新型流行疾病、組織嚴密的現代國家機器在科技幫助下進行大規模的高效率屠殺。人類在20世紀所受到的苦難,無論是在頻率或規模上,都可說是空前的。但從這些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苦難中,人類學會了許多本領,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但也是經常被忽略的一件,正是集會遊行。
20世紀以前,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刻裡,對付社會矛盾的法子無非忍耐,因為吃虧的那一方通常也就是無法掌控國家機器合法武力的那方。形勢比人強,不得不忍。吃虧的忍一忍,保持社會平靜,大家日子也就將就著過。直到有一天,吃虧的那方吃的虧愈來愈大,最後再也吃不起虧,於是流血衝突。如果沒被鎮壓下來,接著就是殺官、鬧革命或起義,也就是用流血來清洗長期社會矛盾所積累的不正義。革命成功後,同樣的循環再來一回,這就是所謂的治亂循環不已。直到20世紀,人類終於有能力打破這個悲慘的循環,方法就是集會遊行。
1905年,加彭(Georgii Gapon)神父說服15萬名工人在寒冬中走上莫斯科街頭向沙皇請願,展開20世紀第一場對獨裁政權的公開挑戰,進而引發俄國全國各地的群眾運動,導致俄國史上第一個民選國會的誕生。從此開始,群眾經由請願、遊行、示威,乃至進行罷工、抵制、等不合作、不服從行為,甚至靜坐抗議、封鎖阻擋等和平抵抗手段,來進行非暴力抗爭,讓當權者統治失靈,就成為全世界獨裁統治者的夢魘。綜觀20世紀,非暴力抗爭活動獲致的成果是驚人的,不少獨裁政權空有大批軍警,卻未曾發過一槍一彈即告覆亡,專制政府被和平推翻,壓制人權的政治體系也遭粉碎,民主制度隨之建立。印度、薩爾瓦多、阿根廷、智利、菲律賓、乃至以波蘭為首帶動的東歐共產政權垮台風潮,都是著例。非暴力抗爭不僅是推翻獨裁的利器而已,即使在民主國家,它也有極為巨大的正面作用。以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為代表的美國民權運動,以遊行及抵制等不服從手段,最終推翻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曼德拉(Nelson Mandela)總統與種族隔離制度終生對抗,最終獲得勝利的傳奇,可與金恩相互輝映 。
總結20世紀非暴力抗爭的歷史經驗,可以發現群眾的集會遊行,在其中扮演了中樞地位。群眾在集會中交換意見,進而團結起來進行非暴力抗爭;遊行則讓群眾和平異議並展現意志,進而爭取其他社會大眾對反抗運動的支持。在非暴力抗爭的進程中,社會的體質也在屢次的集會遊行中逐漸改變、調適,準備接受民主制度。若群眾無法自主集會遊行,其動員起來進行非暴力抗爭的能力,勢必被嚴重削弱。因此,獨裁者忌憚集會遊行,總是想方設法剝奪人民集會遊行的自由,猶如將群眾的佈滿與憤怒鎖在壓力鍋內,直到炸裂開來為止;相反地,集會遊行卻在民主國家司空見慣。在民主國家,集會遊行是社會自我對話,乃至與政治權力對話的手段,並透過這種對話方式抒解社會的內部矛盾,並讓社會矛盾釀成的壓力獲得宣洩,避免矛盾激化成革命。在這些國家,集會遊行是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街頭屬於人民而不是警察,突發性的街頭集會遊行,基本上沒有合法性的問題。何時集會,何時遊行,原則上不受限制。臨時想要上街集會遊行,也不用擔心被追究法律責任。可以說,對集會遊行的處理,是一個政權乃至其賴以建立之政治制度的試金石。處理得宜,則集會遊行既是民意的展現,也是政治健全運作的動力;反之,則集會遊行是引發進一步非暴力抗爭的導火線。但若連集會遊行的自由都沒有,恐怕人民就只剩下揭竿而起的選擇。集會遊行之可以避免流血革命,原因在此。
儘管我國憲法保障人民的集會遊行自由 ,並有集會遊行法的建制,但現行集會遊行法是威權時期的產物,則無可諱言。街頭上的室外集會、遊行不僅須取得警察機關的許可,對未取得許可之「野集會」、「野遊行」,除警察可強制解散、驅離外,對帶頭之首謀者還有刑罰伺候,對不聽命解散的,也可以祭出刑法第136條聚眾妨害公務罪及第149條公然聚眾不遵令解散罪來加以處罰 。要上街頭竟然要得到警察許可,這怎麼看,怎麼說,都沒辦法說街頭是人民的。面對一部採取許可制的集會遊行法,任誰都無法承認它是人民行使集會遊行自由所需之制度性保障,任誰都要說它是「集會遊行限制法」。在強人辭世已逾20年,政黨輪替也已兩輪的今日,這樣一部「集會遊行限制法」的存在,真正是對我國民主制度的極大嘲諷。
如果當今政府面對街頭運動時,懂得展現其民主成熟度,節制警察不去濫用集會遊行法(以及配套之警察職權行使法)賦予其取締集會遊行之巨大權力,那麼現行集會遊行法也許可被比擬為具有類似綠島人權園區的紀念價值,還不急著在立法院處理。但從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期間,傾盡警力彈壓街頭抗議活動的表現來看,現行集會遊行法卻是不折不扣的立即而明顯的危害。這部法律授權警察強制解散、驅離任何未取得許可的突發性集會遊行,即使這些「野集會」、「野遊行」是以最為和平的方式進行,下令解散及執行驅離的警察,也不會因此負任何責任。於是,過去幾年政黨或政治人物所發起的大規模街頭集會遊行,即使逾時甚至根本未事先取得許可,也常獲得警察容忍,反倒是社團發起的小規模街頭抗議活動,在人少力孤的情況下,只要逾時,必定被下令解散、驅離,領導人事後也幾無不被起訴者 。讓警方撿軟柿子吃,是現行集遊法在限制人民集會遊行自由以外,所帶來的另一項不正義。不僅如此,由於現行法就執行強制驅離時警方之權限以及得採取之措施,缺乏規範,以致現場警察一旦獲得執行強制驅離之命令,常因自覺「忍氣吞聲」已久,在行使權力時多有無所節制,當之披靡的情形。陳雲林來台期間,發生多起民眾在街頭被警方打傷甚至頭破血流的案例,由來在此。此外,當警方執行驅離「殺紅眼」時,無辜池魚,也常遭殃及 。在執行強制驅離時,警察暴力的易遭濫用,是現行集遊法的又一項不正義。
這麼一無是處的「立即而明顯的危害」,能不趕緊排除以為民除害嗎?在陳雲林來台期間警方荒腔走板的表現,引起輿論交相指責後,集會遊行法的修法終於進入立法院的議程。然而據報導,目前在立法院裡的官方版修正草案,採取「強制報備制」,不但仍授權警方解散、驅離未合法報備的「野集會」、「野遊行」(易言之,突發性的集會、遊行,依然不合法),而且在程序上竟然還增設現行法所無之限制(例如路線沿途居民的同意)。若報導屬實,就真是愈修愈回頭了。馬總統在競選時曾承諾要將街頭還給人民,其最近剛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保障集會遊行自由是普世性人權,集會遊行法草案正好是檢驗其有無履行競選諾言之誠意的石蕊試紙。
所有有效的統治,都必須透過被治者對當權者所頒法令的自願服從來遂行。即使是最邪惡的暴政,若無受治者對當權者所頒法令的自願服從,也絕不可能僅憑赤裸裸的暴力就可長可久。真正的權力源於其所欲控制對象的認可,而非來自對受控制者的暴力脅迫,這是人類在20世紀多次的非暴力抗爭經驗理學到的寶貴教訓。壓制集會遊行,不但無助解決集會遊行所要異議的問題,反而會喪失更多人民的認同,進而導致統治正當性基礎的流失,最後付出喪失政權的代價。這個道理,不知道我國的政治從業人員學會了沒有?誠然,集會遊行的確不是免費的,反倒經常要付出一些社會成本(例如因噪音、交通堵塞所帶來的不便),有時付出的社會成本還很嚇人,這也經常成為主張限制集會遊行的理由(保障社會秩序與公眾安寧)。但是,如果一方面限制集會遊行,另一方面又不給集會遊行者充分向公眾發聲的管道,實際上就是漠視他們所要訴求的公共議題,這是徹底的藐視與歧視。歷史告訴我們,長此以往,社會矛盾糾結日深,必然引發更為劇烈的衝突,屆時往往流血。相較之下,在當下忍受因集會遊行所帶來的不便與混亂,顯然是比較明智的選擇。對集會遊行的忍耐,正好顯現出一個社會對異端的寬容與民主成熟度。一個社會越是民主、自由,就越能認同異端以集會遊行方式向主流發聲,掌握政治權力的社會主流也越能藉由集會遊行與異端對話。
無論是現行的集會遊行法或該法在立法院的修正草案,展現出我們的民主成熟度了沒有?一句話,我們的社會到底民主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