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藍科正副教授
中正大學勞工系
一、問卷設計
強調人權是全球化的潮流，也是現在政府的標竿。中國人權協會自1991年以來，即定期調查評估台灣的人權狀況，採取由評估人主觀認知的評點，換算為客觀量化的人權指標。2004年經濟人權的問卷內容(參見附錄)係以2002年的問卷為基礎(2003年沒有調查經濟人權)，調查項目仍分為消費權(九細項)、生產與就業(十六細項)、以及政府角色與經濟人權(八細項)三類；主要的修正是調整每個提項的敘述，使得回答的五評點選項都是非常同意(5)、同意(4)、普通(3)、不同意(2)和非常不同意(1)，俾避免評估者在填答時的混淆；而評估者的基本資料增列為姓名、目前職業、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專長領域等項。該問卷於9月定稿，10月進行調查。
二、樣本
2004年在抽樣上(相較過去年別)有兩大特色：一是大幅增加樣本發放數
(2001年為72份，2002年為93份，2004年增至188份)，故回收數也大幅增加
(2001年為38份，2002年為31份，2004年為104份)；二是在學者專家、社會
團體、社政主管(公務人員)和民意代表之外，增加企業人士之樣本。
2004年的調查於10月間執行，共發放188份，包括學者專家63份、民代13份、社政主管(公務人員)40份、社會團體30份、企業人士40份；回收的104份中，學者專家(職業勾選學者專家者)12份、民代(職業勾選民意代表者)2份、社政主管(職業勾選公務人員者)33份，社會團體(職業勾選社會服務、非營利組織或勞工團體者者)21份，企業人士(職業勾選企業(雇主團體者))23份，另有未註記身分者13份，回收率為57.77%(參見表1)。
回收樣本有勾選年齡者顯示，20-29歲占11.5%，30-44歲占43.6%，45-59
歲占42.4%，60歲以上占2.3%；有勾選性別者顯示，男性占64.4%，女性占35.6%；
有勾選教育程度者顯示，高中職及以下占3.5%，專科占12.8%，大學占44.7%，
碩士占29.1%，博士占10.5%；有勾選專長領域者顯示，社會工作占34.9%，工
商企業管理占31.4%，其他占10.5%，其餘領域都小於10%；有勾選居住地區者
顯示，北部占67.8%，南部占19.5%，中部占9.2%，東部和離島占3.4%。(未列
表)
2004年各職業別評估人身分的回收率若與2002年相較，學者專家大幅滑落
(2002年為45%，2004年僅為19.04%)，社政主管(2002年為24%，2004年為82.5%)
和社會團體(2002年為30%，2004年為70%)大幅提高，民代亦明顯提高(2002年
為7%，2004年為13.33%)。企業人士(2004年為57.5%)屬2004年新增的評估對
象，故無比較基礎，但接近2004年的總回收率(57.77%)。
三、回收結果分析
為了便於與過去年別的調查結果比較，採取全體回收樣本和職業別身分(學者專家、民代、社政主管、社會團體、企業人士)樣本的平均數，加以分析。在五評點的設計下，平均數大於3者表示該項經濟人權傾向肯定，平均數小於3者表示該項經濟人權傾向質疑。
(一) 經濟人權三類指標的平均分數(參見表2)
1.2004年的回答
2004年時，評估人對經濟人權整體的看法，傾向肯定(3.01)；此雖較2002年的2.98僅略微增加，但已從傾向質疑的小於3變成傾向肯定的大於3。在不同類的評估人中，企業人士的肯定程度最高(3.16)，學者專家居次(3.02)；社政主管持普通看法(3.00)；社會團體(2.97)、民意代表(2.92)和其他(2.77)則傾向質疑。值得說明的是，平均分數最低的「其他」係未勾選目前職業類別者，隱示部份評估人仍希望匿名；而勾選民意代表者只有2人，其代表性較為不足。
就三類別經濟人權指標而言，消費權較受肯定(3.16)，生產與就業權居次(3.04)，但政府角色較被質疑(2.79)。傾向肯定消費權者依序包括企業人士(3.33)、社會團體(3.23)、其他(3.14)和社政主管(3.09)；而學者專家(2.94)和民代(2.94)傾向質疑。生產與就業權方面，企業人士(3.21)和學者專家(3.19)傾向肯定，民代持普通看法(3.00)，社政主管(2.99)、其他(2.97)和社會團體(2.89)傾向質疑。對政府角色的評估，則全傾向質疑，依序為社政主管(2.86)、企業人士(2.86)、民代(2.79)、社會團體(2.78)、學者專家(2.70)和其他(2.49)。
2.與2002年比較
若比較2004年與2002年的評估分數可知，消費權(由2002年的3.14增至
2004年的3.16)和政府角色(由2002年的2.65增至2004年的2.70)都有進步，
生產與就業權則略為退步(由2002年的3.05降至2004年的3.04)。
就不同職業別評估人的認知而言，學者專家認為，生產與就業權(由2002年的2.96增至2004年的3.19)和政府角色(由2002年的2.53增至2004年的2.70)都有明顯進步，消費權則明顯退步(由2002年的3.06降至2004年的2.94)。民代(民代身分的評估人2004年僅2位，2002年僅1位)認為，消費權(由2002年的3.72降至2004年的2.94)和生產與就業權(由2002年的3.25降至2004年的3.00)明顯退步，政府角色則略為退步(由2002年的2.81降至2004年的2.79)。社政主管認為，消費權(由2002年的3.11降至2004年的3.09)和生產與就業權(由2002年的3.12降至2004年的2.99)有所退步，政府角色則有所進步(由2002年的2.69增至2004年的2.86)。社會團體認為，生產與就業權明顯退步(由2002年的3.45降至2004年的2.89)，消費權(由2002年的3.62降至2004年的3.23)和政府角色(由2002年的2.86降至2004年的2.78)有所退步。
綜合而言，評估人四類職業別身分和經濟人權三類別指標的交叉12個分類顯示，進步者只有2個(學者專家對生產與就業權的評估，以及社政主管對政府角色的評估)，退步者卻有10個。可是，為什麼總平均顯示，消費權以及政府角色都進步了呢？乃是2004年新增的企業人士樣本之評估分數較高之故。換言之，2004年台灣經濟人權恐較2002年為退步，這值得大家積極探討。
(二)消費人權細項平均分數(參見表3)
本調查以九項目來反映消費人權，本小節以職業別身分的回答加以分析
1.2004年的回答
學者專家傾向肯定消費權的項目依序包括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4.25)、休閒
娛樂消費無限制(3.83)、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3.25)和消費歧視有改善
(3.18)；對產品安全及健康性管理持普通看法(3.00)；但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消
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2.75)、不實廣告之管理(2.00)、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
(2.00)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1.92)。
民代傾向肯定消費權的項目包括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4.50)、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4.00)和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3.50)；對消費歧視有改善和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二項目，持普通看法(3.00)；而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2.50)、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50)、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2.00)和不實廣告之管理(1.50)。
社政主管傾向肯定消費權的項目包括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3.73)、消費者權
益受損有申訴機會(3.73)、消費歧視有改善(3.50)、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3.33)、
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3.18)和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3.12)；但傾向質
疑不實廣告之管理(2.61)、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2.16)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
害(2.09)。
社會團體傾向肯定消費歧視有改善(3.85)、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3.67)、閒娛樂消費無限制(3.57)、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3.43)、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3.43)和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3.14)；對不實廣告之管理持普通看法(3.00)；而傾向質疑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2.43)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35)。
企業人士傾向肯定的項目最多，包括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3.91)、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3.74)、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3.65)、消費歧視有改善(3.43)、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3.26)、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3.22)和不實廣告之管理(3.05)；就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持普通看法(3.00)；而傾向質疑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78)。
企業人士與別的職業身分別相較，在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3.74）、不實廣告之管理（3.05，唯一傾向肯定的職業身分別）、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3.00，唯一不傾向質疑的職業身分別）、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78）等項目上，分數最高，而沒有分數居最低的項目。
其他(未勾選職業別)身分者傾向肯定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3.77)、消費歧視
有改善(3.62)、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3.33)、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
(3.31)、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3.23)和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3.15)；而傾向
質疑不實廣告之管理(2.77)、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69)和壟斷對消費權無
侵害(2.46)。
綜言之，評估人認為，2004年台灣的消費權在不實廣告之管理、壟斷對消費權無之侵害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之侵害，較少適當保障。
2.與2001年和2002年的比較
2001年只請學者和立委評估，2002年增加邀請社政主管和企業團體參與評估。以下就2001、2002和2004三年對應的職業別身分之回答，加以比較分析。分數提高者表示進步，分數降低者表示退步。
學者專家認為，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2001年為3.33，2002年為3.40，2004年為3.83)以及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2001年為2.96，2002年為3.09，2004年為3.25)為遞增；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2001年為4.06，2002年為4.41，2004年為4.25)、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2001年為2.57，2002年為2.53，2004年為2.75)以及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2001年為2.76，2002年為2.62，2004年為3.00)有提高趨勢。消費者歧視之改善(2001年為4.39，2002年為4.26，2004年為3.18)以及不實廣告之管理(2001年為2.24，2002年為2.17，2004年為2.00)為遞降；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2001年為2.48，2002年為2.46，2004年為2.00)以及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001年為2.53，2002年為2.55，2004年為1.92)有降低趨勢。
學者專家三個年別的回答顯示，近四年來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的改善由傾向質疑變成傾向肯定；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和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一直受到肯定，且肯定程度呈現增加趨勢；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和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雖有進步，卻一直未受肯定；消費歧視之改善雖一直受到肯定，其肯定程度卻趨降；不實廣告之管理、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損害等項，一直受到質疑，且有質疑程度加深趨勢。
民代的回答方面，消費歧視有改善(2001年為4.20，2002年為4.50，2004
年為3.00)、不實廣告之管理(2001年為1.60，2002年為2.50，2004年為1.50)
和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2001年為2.83，2002年為3.00，2004年為2.00)有降
低趨勢；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2001年為3.73，2002年為4.50，2004年為4.50)
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2001年為2.93，2002年為4.50，2004年為4.00)、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2001年為2.60，2002年為4.00，2004年為3.00)、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2001年為1.87，2002年為4.00，2004年為2.50)、產品安全及健康性之管理(2001年為2.47，2002年為3.50，2004年為3.50)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001年為2.40，2002年為3.00，2004年為2.50)有提高趨勢。
民代身分的評估人數甚少，故評分波動劇烈，但三個年別的數據顯示，民代一直傾向肯定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一直傾向質疑不實廣告之管理，相當傾向質疑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
社政主管之回答，兩個年別都傾向肯定的項目包括消費歧視有改善（2002年為4.67，2004年為3.50）、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2002年為4.17，2004年為3.73）和產品安全及健康性管理（2002年為3.17，2004年為3.18），但前兩項有降低的趨勢。他們對休閒娛樂之限制（2002年為3.00，2004年為3.33）和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的認知（2002年為3.00，2004年為3.73），由普通轉為傾向肯定。對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的認知（2002年為2.50，2004年為3.12）由傾向質疑轉為傾向肯定；在壟斷對消費權侵害的認知上（2002年為3.00，2004年為2.16），由普通轉為傾向質疑；對不實廣告之管理（2002年為1.67，2004年為2.61）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002年為2.83，2004年為2.09）兩項目，兩年別都傾向質疑，但前項有進步，後項則退步。
社會團體的回答方面，兩個年別都傾向肯定消費歧視有改善（2002年為4.71，2004年為3.85）、基本消費需求之滿足（2002年為4.71，2004年為3.67）、消費者權益受損有申訴機會（2002年為4.00，2004年為3.43）、休閒娛樂消費無限制（2002年和2004年都為3.57）、產品安全及健康性管理（2002年和2004年都為3.43）和消費者權益受損有補償機會的認知（2002年和2004年為3.14），但前三項有下降的趨勢。不實廣告之管理（2002年為2.86，2004年為3.00）由傾向質疑轉為普通；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2002年為3.29，2004年為2.43）由傾向肯定轉為傾向質疑；而兩個年別都傾向質疑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2002年為2.86，2004年為2.35），且質疑程度加深。
比較2001、2002和2004年的分數可知，近四年來，消費者權益有申訴機會、消費者權益有補償機會，以及產品安全及健康性管理等，都明顯改善（由2001年的小於3變成2004年的大於3），但不實廣告之管理、壟斷對消費權無侵害和政府政策對消費權無侵害等項，仍亟待強化（多小於3）。
（三）生產與就業權細項平均分數（參見表4）
本調查以十六項目來反映生產與就業權，本小節就評估人的職業身分別加以分析。
1.2004年的回答
學者專家傾向肯定生產與就業權的項目依序包括容易自由創業（4.08）、容易就業（3.75）、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3.64）、勞動報酬適當（3.58）、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3.58）、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3.27）、個人轉業容易（3.17）、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3.08）等。持普通（3.00）看法的項目包括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以及退休制度合理。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2.92）、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82）、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75）、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67）和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25）等。
民代傾向肯定生產與就業權的項目依序包括容易自由創業（4.00）、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4.00）、容易就業（3.50）、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3.50）、勞動報酬適當（3.50）和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3.50）等；持普通（3.00）看法的項目包括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以及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等。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50）、個人轉業容易（2.50）、退休制度合理（2.50）、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00）、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1.50）等。
社政主管傾向肯定的項目包括容易自由創業（3.64）、容易就業（3.42）、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3.36）、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3.30）、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3.28）、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3.24）、勞動報酬適當（3.18）、退休制度合理（3.16），以及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3.15）等。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91）、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2.91）、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2.85）、個人轉業容易（2.55）、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52）、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36），以及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12）等。
社會團體傾向肯定的項目包括容易就業（3.43）、加班與退休制度合理（3.38）、容易自由創業（3.29）、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3.19）、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3.10），以及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3.10）等；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2.95）、勞動報酬適當（2.86）、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81）、退休制度合理（2.76）、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71）、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2.71)、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2.71）、個人轉業容易（2.62）、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48），以及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19）等。
企業人士傾向肯定的項目包括容易自由創業（3.52）、容易就業（3.48）、勞動報酬適當（3.48）、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3.43）、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3.39）、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3.39）、退休制度合理（3.39）、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3.35）、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3.17）、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3.09）、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3.09）、個人轉業容易（3.09）等；持普通（3.00）看法的項目為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91）、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91）、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61）等。
企業人士的回答與別的職業身分別相較，在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3.17，唯一傾向肯定的職業身分別）、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3.09，唯一傾向肯定的職業身分別）、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3.35）、退休制度合理（3.39）、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91）等項目上，分數最高，而沒有分數居最低的項目。
其他（未勾選職業別）身分者傾向肯定的項目包括容易自由創業（3.62）、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3.38）、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3.25）、容易就業（3.23）、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3.23）、退休制度合理（3.08）等；持普通（3.00）看法的項目為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92）、勞動報酬適當（2.92）、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85）、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2.85）、個人轉業容易（2.85）、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2.77）、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2.69）、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62）、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62）等。
綜上分析，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就業與升遷之年齡歧視等項，亟需積極改善；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之公平、個人轉業容易程度、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減少限制等，必須加強促進；而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勞動報酬之適當、退休制度之合理、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等，亦須強化。
2.與2001年和2002年的比較
就學者專家的回答而言，三個年別都傾向肯定且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包括容易自由創業（2001年為4.00，2002年為3.91，2004年為4.08）、容易就業（2001年為3.30，2002年為3.16，2004年為3.75）、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2001年為3.26，2002年為3.38，2004年為3.64）、勞動報酬適當（2001年為3.15，2002年為3.14，2004年為3.58）、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2001年為3.20，2002年為3.14，2004年為3.58）等。
三個年別都傾向肯定但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包括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2001年為3.28，2002年為3.04，2004年為3.08）和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之公平性（2001年為3.61，2002年為3.46，2004年為3.27）。
三個年別都傾向質疑但呈現提高（改善）趨勢的項目包括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001年為2.09，2002年為2.05，2004年為2.25）和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001年為2.41，2002年為2.36，2004年為2.82）。
三個年別都傾向質疑，且呈現降低（惡化）趨勢的項目包括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001年為2.79，2002年為2.66，2004年為2.75）和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001年為2.87，2002年為2.59，2004年為2.67）。
由傾向肯定變成不肯定的項目包括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2001年為3.08，2002年為2.79，2004年為3.00）和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2001年為3.44，2002年為3.52，2004年為2.92），後者甚至於2004年成為傾向質疑。至於由傾向質疑變成不質疑的項目包括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2001年為2.80，2002年為2.82，2004年為3.00）、退休制度合理（2001年為2.81，2002年為2.64，2004年為3.00）和個人轉業容易（2001年為2.74，2002年為2.66，2004年為3.17），末項甚至於2004年成為傾向肯定，殆是景氣已明顯恢復之故。
就民代的回言而言，三個年別都傾向肯定且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包括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2001年為3.86，2002年為3.50，2004年為4.00）、勞動報酬適當（2001年為3.21，2002年為3.50，2004年為3.50）、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之公平性（2001年為3.14，2002年為4.50，2004年為3.50）和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2001年為3.07，2002年為4.50，2004年為3.50）。容易自由創業（2001年為3.50，2002年為3.00，2004年為4.00）和容易就業（2001年為3.07，2002年為2.50，2004年為3.50）有所波動，但亦為提高趨勢。三個年別都傾向不肯定（兩年為傾向質疑，一年為普通），但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為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001年為1.71，2002年為3.00，2004年為2.50）。
由傾向質疑改善為普通的項目包括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001年為1.67，2002年為3.00，2004年為3.00）、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2001年為2.64，2002年為3.00，2004年為3.00）和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2001年為2.79，2002年為3.00，2004年為3.00）。
三個年別都傾向不質疑，但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包括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2001年為3.71，2002年為4.00，2004年為3.00）和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2001年為3.43，2002年為4.50，2004年為3.00）。
前後兩個年別傾向質疑的項目為退休制度合理（2001年為2.50，2002年為4.50，2004年為2.50）；三個年別都傾向質疑，且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包括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001年為1.64，2002年為1.50，2004年為1.50）、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001年為2.29，2002年為1.50，2004年為2.00）和個人轉業容易（2001年為2.57，2002年為2.50，2004年為2.50）。
就社政主管的回答而言，兩個年別都傾向肯定，且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為勞動報酬適當（2002年為3.17，2004年為3.18）；由傾向質疑轉為傾向肯定的項目包括容易就業（2002年為2.67，2004年為3.42）、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2002年為2.83，2004年為3.28）和退休制度合理（2002年為2.33，2004年為3.16）；兩個年別都傾向質疑，但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為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002年為1.83，2004年為2.12）和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002年為2.00，2004年為2.52）。
兩個年別都傾向肯定，但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包括容易自由創業（2002年為4.00，2004年為3.64）、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2002年為4.17，2004年為3.24）、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2002年為3.83，2004年為3.30）、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2002年為3.76，2004年為3.15）和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2002年為3.83，2004年為3.36）。兩個年別都傾向質疑，且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為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002年為2.67，2004年為2.36）。由傾向肯定變成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002年為3.33，2004年為2.91）、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2002年為3.33，2004年為2.91）和個人轉業容易（2002年為3.17，2004年為2.62）；而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由普通變成傾向質疑（2002年為3.00，2004年為2.85）。
就社會團體的回答來看，兩個年別都傾向肯定，但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包括容易自由創業（2002年為4.43，2004年為3.29）、容易就業（2002年為3.71，2004年為3.43）、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2002年為3.43，2004年為3.10）、就業與升遷無黨派歧視（2002年為3.14，2004年為3.10）、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2002年為4.00，2004年為3.19）和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2002年為3.75，2004年為3.38）。兩個年別都傾向質疑，但持平的項目為滿意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2002年為2.71，2004年也為2.71）。
兩個年別都傾向質疑，且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為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有限（2002年為2.71，2004年為2.48）。由普通轉為傾向質疑的項目為勞動報酬適當（2002年為3.00，2004年為2.86）。由傾向肯定轉為傾向質疑的項目包括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屬公平（2002年為3.29，2004年為2.81）、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無限制（2002年為3.71，2004年為2.71）、就業與升遷無年齡歧視（2002年為3.29，2004年為2.19）、就業與升遷無性別歧視（2002年為3.29，2004年為2.71）、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2002年為3.86，2004年為2.95）、個人轉業容易（2002年為3.43，2004年為2.62）和退休制度合理（2002年為3.43，2004年為2.76）。
綜言之，三個年別的趨勢顯示，一直頗受肯定的項目包括容易自由創業、就業與升遷無籍貫歧視，以及接受職訓與進修機會公平；有所改善的項目包括容易就業以及加班與休假措施合理；而有待改善的項目包括地下廠商對合法者之競爭不公平性、就業與升遷之年齡歧視、政府取締仿冒之努力、公營與民營事業經營環境之公平性、個人轉業容易程度、退休制度之合理程度、因政策需要對廠商生產權之限制、就業與升遷時個人條件比家世背景重要之程度等。
（四）政府角色與經濟人權細項平均分數（參見表5）
本調查以八項目來反映經濟人權中的政府角色。
1.2004年的回答
就各職業別身分傾向肯定的項目包括：學者專家對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3.25），民代對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3.50），社政主管對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3.45）、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3.18）、政府環保措施滿意（3.06）和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3.06），社會團體對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3.15）和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3.19），企業人士對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3.13）和政府採取受益者付費程度公平（3.09），以及其他評估人對政府採取受益者付費程度公平（3.08）和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3.08）等。
再者，民代對四個項目持普通（3.00）看法：政府採取受益者付費程度公平、政府社福制度滿意、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和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各職業身分別對其他項目的認知，則都傾向質疑。
2.與2001年和2002年比較
就學者專家的評估來看，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包括因逃稅及特權減免造成租稅負擔不公平性不嚴重（2001年為1.96，2002年為1.86，2004年為2.17）、政府採取受益者付費程度公平（2001年為2.59，2002年為2.66，2004年為2.75）、對政府社福制度滿意（2001年為2.22，2002年為2.42，2004年為2.58）、對政府環保措施滿意（2001年為2.22，2002年為2.42，2004年為2.58）和公共財產權受到適切保障（2001年為1.87，2002年為1.86，2004年為2.08）。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包括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2001年為3.00，2002年為2.88，2004年為2.91）、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2001年為3.13，2002年為2.53，2004年為2.75），以及兩年皆傾向肯定的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2001年為3.26，2002年為3.37，2004年為3.25）。
就民代的評估觀察，絕大多數項目呈現提高趨勢，如因逃稅及特權減免造成租稅負擔不公平性不嚴重（2001年為1.71，2002年為2.50，2004年為2.00）、政府採取受益者付費程度公平（2001年為2.64，2002年為3.00，2004年為3.00）、對政府社福制度滿意（2001年為1.93，2002年為3.00，2004年為3.00）、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2001年為2.36，2002年為2.50，2004年為3.50）、公共財產權受到適切保障（2001年為1.79，2002年為2.50，2004年為2.50）、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2001年為2.93，2002年為3.50，2004年為3.00）和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2001年為2.93，2002年為3.00，2004年為3.00）；其中，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之改善最為明顯。
就社政主管的評估而言，兩個年別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包括因逃稅及特權減免造成租稅負擔不公平性不嚴重（2002年為1.86，2004年為2.21）、公共財產權受到適切保障（2002年為1.62，2004年為2.24）、對政府社福制度滿意（2002年為2.57，2004年為2.79）、對政府環保措施滿意（2002年為2.29，2004年為3.06）和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2002年為3.00，2004年為3.06）；其中前三項仍在傾向質疑的水準，而對政府環保措施滿意一項由傾向質疑轉為傾向肯定。
至於社會團體的評估方面，呈現提高趨勢的項目包括個人財產權受到合理保障（2002年為2.50，2004年為2.67）和公共財產權受到適切保障（2002年為2.33，2004年為2.52），但兩項皆仍在傾向質疑的水準。呈現降低趨勢的項目包括因逃稅及特權減免造成租稅負擔不公平性不嚴重（2002年為2.33，2004年為2.14）、對政府社福制度滿意（2002年為2.50，2004年為2.43）、對政府環保措施滿意（2002年為2.83，2004年為2.62）、政府採取受益者付費程度公平（2002年為3.33，2004年為2.95）、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2002年為4.00，2004年為3.15）、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2002年為3.33，2004年為3.19）等；其中前三項皆在傾向質疑的水準，第四項由傾向肯定轉為傾向質疑，末兩項兩年別皆在傾向肯定的水準。
綜上所述，政府角色在各項目多需積極改善，其中消費者團體運作無限制以及政府法令讓消費者權益受到適切保障等，是具有相對較佳現況的項目。
四、結語
評估人對台灣2004年經濟人權整體的看法，傾向肯定(3.01)，似較2002年(2.98)略微改善；但從評估人四類職業別身分和經濟人權三類別指標的交叉12個分類顯示，進步者只有2個，退步者卻有10個，隱示2004年台灣經濟人權恐較2002年為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