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拉法葉的軍事採購、杏壇爆發景文集團和奧林匹亞競賽弊案,到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國安局劉冠軍貪瀆案,接二連三的弊案疑雲、紅包文化,從政府到民間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不但面臨掏空國庫、動搖國本的直接危害,更嚴重傷害公務員的形象,挫折政府的公權力與公信力,隱然成為國內投資環境惡化,及外資望而怯步的頭號元凶。這對矢志要「拼經濟」、「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政府而言,無異是一大警訊與諷刺。

根據OPEN週刊最近針對全國民眾所進行「貪瀆共和國紅包大調查」的結果,竟然有八七萬民眾近兩年來送過紅包,有高達五六‧七%民眾認為在台灣送紅包,做事更方便。官員政治清廉度僅五二‧一%,其中營建官員、教育人士、民意代表最愛收紅包。此一調查結果,顯示貪污腐敗的紅包文化,不僅存在政府機關,這股「送紅包走後門」的歪風,已經從政府機關延燒到民間,幾乎有淪為「全民運動」之虞。

在近兩年贈送紅包的次數方面,最高次數高達十二次,平均為三、五次。在紅包金額方面,最高高達一二○萬元,平均為十八萬八千餘元。若以曾經送紅包的八七萬人計算,這兩年來國人在「送紅包」的「消費額」足足有一六三五億元之多,令人咋舌,換言之,國內大官小官中的「貪官污吏」近兩年「額外的綜合所得」高達一六三五億元,這對阿扁政府上台以來雷厲風行的「掃除黑金政策、無異打了一巴掌,也是對法務部長陳定南「青天」 美譽的嚴峻考驗!

台灣紅包文化肆虐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僅混淆了國人的是非觀念,更給予台灣整體的國際形象造成致命的傷害。美國貿易代表署在去年三月公布的「貿易障礙報告」中,就首度將臺灣的貪瀆狀況及紅包文化列為「貿易障礙」;全球第一大會計事務所─資誠會計事務所(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PWC)亦於去年四月完成一份「全球透明度調查報告」(評比項目之一包括貪污腐化)指出:臺灣的整體投資環境透明度排名亞洲第四、落後於新加坡、香港與日本,該報告並指出,因為投資環境不夠透明,臺灣可能擋掉的外資,約高達二五億美元,這對「拼經濟」「提升競爭力」的臺灣而言是一記警鐘。

雖然法務部已經參酌香港廉政公署與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採取反貪、防貪、肅貪「三管齊下」的策略,並已將廉政署草案交付行政院審查,並被行政院列為立法院本會期優先通過的法案之一,被阿扁政府和廣大民眾熱切期待,希望在大刀闊斧掃蕩官場及民間積習已久的「紅包文化」。同時也要重新強化公務員道德價值觀與倫理規範,讓公務員樂於為民服務,達成全面行政革新。尤其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堅強的「反貪意識」形成全民監督的力量、應該效法香港廉政公署只有一千多名員工卻有號稱六百萬香港市民一同為廉政志工的績效,將「全民把關、全民監督」的觀念落實在全民,這樣才能洗刷「貪瀆共和國」之污名。

關於公務員之貪瀆歪風之所以日熾月盛,坦言之,乃政風之績效不彰,加以機關首長不是縱容就是包庇或是誤以為「以和為 貴」的迂腐觀念導致少數不肖公務員以身試法貪墨橫行。目前各政府機關均設有「政風室」職司端正政風之工作,苟能防患於未然必能維護優良形象,然而長期以來政風人員良莠不一,甚至久居一地「落地生根」「坐以待弊」勾結同僚,反而成為機關之亂源。筆者曾與法務部前後任部長葉金鳳、陳定南交換意見,咸認為對於政風人員尤其是主管應該厲行「任期輪調制」,以杜絕弊端。此外監察院亦應對公務員貪瀆事件勤於彈劾,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於公務員涉及貪瀆之懲戒案件亦宜速審速結並且從嚴議處,以敬傚尤,儘量避免因另涉有刑責而率予停止審議,以致影響「汰劣存優」之功效。

在司法改革多年以來,司法風紀是否有大幅改善?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因為「司法是社會公理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人員乃是「公務員中的公務員」理當較一般公務員有更高的風紀要求標準。長期關心國內司法改革的政大教授蘇永欽則認為,當前的司法改革者似乎花了過多的力氣在處理審判獨立的問題。事實上,在各方面都趨於多元化開放的後威權時代,只要法官的身分與職務保障達到相當程度,審判不獨立即不再是結構性問題,而是個別審判者的問題(把持不把持得住的問題)。他認為從需求面的角度來看,最大的問題也是影響人民對司法不信賴的主要原因,還是司法官的貪瀆問題。司法改革如果不能旗幟鮮明的把肅貪列為首要目標,就無法獲得民眾的認同,蘇教授認為,結構性的貪污絕非無法根除,司法行政監督和審判獨立同等重要,探討貪瀆問題癥結,司法行政監督必須先要具備「防弊防腐」之功能,否則只在司法制度面打轉,而不觸及人事核心層面,司法改革者儘管用心用力,但總會被方法錯誤和改革盲點而大打 折扣,司法當局,能否聽得進去這些逆耳忠言?古人嘗云「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國家如果官員貪瀆腐敗成風,試問如何奢言「拼經濟」「提升競爭力」「行政革新」「司法改革」?因此「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那些倡言改革的領導人,是否能謙卑地重新檢討改革政策有沒有錯誤?以免因固執成見而誤國誤民。

〈本文曾發表於Open 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