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是對立的,還是相容的?

8月20日總統府國家人權委員會諮詢小組就「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之議題,舉行研討會。因為今年「劉冠軍案」所引起的風暴,驚動海內外,故舉辦「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之研討會,自有其特殊之意義。前國安局出納組長劉冠軍,涉嫌侵占大筆公款潛逃海外,監察院曾於3月5日彈劾前後兩任國安局長及相關人員等6人,殷宗文、丁渝洲立即請辭獲准。但在監察院公佈調查報告之後,媒體批露國安局秘密經費內,檢調搜索「壹週刊」查扣刊物16萬冊,令人聯想到前年10月間檢察官亦曾大舉搜索中時晚報之事件,再度引起國內社會及國外媒體協會嚴重關切。

國安局劉冠軍案、媒體刊載國家機密文件、檢察官搜索媒體、媒體抗議政府打壓新聞自由、法務部堅持一切搜索程序合法等情事,貫穿這些事情得共同主軸為:新聞自由、國家安全、司法正義之分際。三者之間之分計有待釐清,以免爭議時起。總統府在「事過境遷」之後,能夠舉辦關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議題的研討會,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但希望與會專家學者的意見能受到政府得重視。

回顧在中時晚報搜索事件後,社會各界曾群起圍攻檢察官,導致立法院朝野立委有志一同迅速修正刑事訴訟法,剝奪檢察官偵查之立器-搜索權(已於去年7月1日生效),這是檢察官繼羈押權被剝奪之後再一次重挫,坊間曾比喻為「形同繳械」,但 這些「奪權事件」過後,最近又再發生搜索新聞媒體的大動作,令人不免要思索,檢察官喪失羈押權、搜索權之後,國內新聞更自由了嗎?國家更安全了嗎?司法正義更伸張了嗎?有關新聞自由、國家安全、司法正義的分際如何?我國法律是否已因此而大幅改進?頗值探討。

法律學者專家紛紛提出許多見仁見智的看法,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王兆鵬指出,雖然美國法律准許對新聞媒體為搜索扣押,但對於書籍雜誌的扣押卻有特別的限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依搜索扣押程序扣押書籍時,政府僅得扣押一本或幾本。因為書籍雜誌之內容完全相同,扣押一本已足成為犯罪偵查的證據,不得「大量」扣押書籍。當政府欲知扣押「大量」的書籍或刊物時,因為人民有知的權利,在為扣押前,必須舉行聽審,由當事人雙方(即政府與媒體)辯論,經法官裁決,使得「大量」扣押書籍。法務部長陳定南曾在搜索後發表談話表示「媒體不是搜索的禁地」、「我國憲法都沒有保障國會不能搜索,更何況是報社」,這些談話就憲法層次而言,頗為正確,但為避免因為搜索而造成社會媒體的「寒蟬效應」,阻礙了媒體對政府的監督,盡而嚴重影響人民知的權利?似乎應該積極而審慎制定明確的法律,同時兼顧刑事偵查與新聞自由。

因此王兆鵬教授針對搜索「壹週刊」並扣押十多萬本雜誌,「載走兩卡車雜誌及半成品」之事提出質疑,到底政府查扣之目的何在?究竟是怕廣大人民知悉該刊物內容一或要成為將來定罪之證據?若是為蒐證,查扣一、兩本即可達到目的,殊無查扣十餘萬本之必要?如此大量的查扣顯然「逾越搜索扣押的合理範

圍,嚴重侵犯人民財產權,更影響言論出版自由」。

尤其在資訊發達的時代,查扣十餘萬本刊物果其能「掩人耳目」?政府真的有通天本領堵住現代資訊的流通嗎?據悉國安局向法院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以防止人民知悉該刊物之內容,竟慘遭法官以國安局無權禁制人民知悉此一內容而予以駁回,國安局遂又轉向假檢察官之手行搜索扣押,就此又暴露法官與檢察官的法律素養與司法正義的專業性、獨立性何以有天壤之別之疑慮?扣押之後,雜誌社另起爐灶大量印刷,反而刺激讀者的好奇心,助長閱讀的興趣,根本達不到查扣的目的,反而自喪司法威信。

事實上,在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之後,媒體披露國安局的秘密文件,許多是監察院以前根本沒有找到的資料。因此聯合晚報在3月21日的社論中曾以「監察院能怎樣!」為題,提出「國安局機密文件緊接在監察院調查後曝光,證明了監察委員根本沒有調查到問題的最深切核心所在,更證明了監察委員根本沒有找到關鍵資料。」、「監察院的權力,卡在司法與立法兩權中間,又和行政權形成緊張對立,位置尷尬使得監察院只能擁有殘缺的調查工具。可是這樣一個機構存在,又必然興起民眾要求它『打老虎』得期待。難矣哉、監察院。不是嗎!」對於監察院的存在功能,是民眾期望過高還是有其制度上的難處?

就搜索新聞媒體此一事件而言,當時在檢察官體系內仍有不同之見解,與陳定南部長相同見解者固然有之,但提出質疑批判者亦有之。板橋地檢署檢察官陳盈錦即認為:「行政部門、司法機關當謹守法律分際,依法行政、嚴守法律正當程序,進行調查、 追訴;立法機關亦應儘速立法,定明國家安全之界線與建立監督機制,並維護新聞自由的普世價值。統治者尤其避免利用事件,操弄媒體。而當新聞自由逐漸成為一般民眾接受的現代社會普世價值之時,有請別讓媒體自己葬送新聞自由。司法機關執事者,更應審慎行事,避免成為統治者借為管制新聞媒體的合理化入口。」上述言論,可為語重心長,更是執政者的戒律。

由於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獨立自由的媒體往往是刺穿統治者的獨裁之利刃,使得「國家安全」有時被統治者作為「排除異己、遮掩腐化」的盾牌,如此不惟不能達到維護國家安全之目的,反而把國家導入危懼敗亡之域。「國家安全」旨在維護國家人民不受外力侵犯,安居樂業。政府則以國家安全之目的,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祉,而不應純以鞏固統治者執政權為主要考量。新聞自由為憲法保障之第四權,政府即應加以維護,並接受媒體之監督。但政府偵查犯罪發現證據之執法利益、國家利益亦同等重要,殊無理由成為不得搜索之「治外法權地域」。惟政府司法機關任意搜索新聞媒體,恐又造成「寒蟬效應」,導致人民不敢提供消息、媒體不敢監督政府。就本事件而言,所應斟酌的重點是:如何把一個模糊不確定的「國家安全」之概念予以客觀化、明確化,使新聞自由既維護人民知的權利又能維護國家安全、司法公正而獨立防止行政權濫用亦不致淪為管制新聞自由之幫兇。吾人不願見到政府動輒以「國家安全」之藉口,壓縮「新聞自由」的空間,也不樂見媒體工作者、企業主以「新聞自由」為護身符,即使危害「國家安全」亦在所不惜,希望兩者之間能取得平衡點,才是人民之福、國家之福。

〈本文曾發表於Open 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