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貳、死刑存廢問題探討
參、收容人醫療問題亟需改善
肆、老年受刑人生活之照顧
伍、超額收容之管理現況
陸、重視受刑人再社會化之問題
柒、結語

壹、前言
監獄是刑罰執行之處所,監獄與受刑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其發生源自於刑事案件,經刑事訴訟程序判決確定後受刑之執行而進入營造物,與監獄發生監護關係,亦屬於傳統理論中所謂特別權力關係 。傳統特別權力關係之重心在強調雙方之不對等性;國家得於一定範圍內,要求相對人強制履行無定量義務。換言之,政府之公權力顯然較為強勢,乃稱之為特別權力,早期特別權力關係的主要特徵為:1.不適用依法行政原理;2.不適用基本人權;3.特別權力關係下的規範不具備法的性質,僅屬於內部的行政規則和指令;4.因內部規則非屬法規範,因而排除司法的審核[李震山,2005)。因此,在特別權力關係下限制相對人基本權利不須經由法律或法律之授權,亦無需予相對人司法救濟的權力。衡諸監獄所依據的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例如,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等;受刑人金錢物品保管辦法,外役監受刑人返家探視辦法;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受刑人累進處遇評分要點、監獄受刑人違規情節及懲罰參考標準表、受刑人作息時間表等 。因此監獄行刑之相關法規有法律所保留者亦有依據法律授權所訂定者。
97年12月26日大法官釋字第653號與98年1月23日大法官釋字654號陸續對「羈押法第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羈押法第23條第3項、第28條」宣告違憲,並要求在釋字653號公告二年內,依該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就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並且自98年5月1日起,羈押法第23條第3項、第28條與釋字654號解釋意旨不符部分失其效力。大法官釋字653號與654號之所以宣告前揭條文違憲,主要意旨係認為相關條文不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並侵害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前揭保障被告訴訟權之相關解釋,對刑事司法體系內之各專業人員不啻為一重大警示,尤其是矯正人員更應慎重以對。事實上,法務部除依解釋內容已著手進行相關法條之修訂外,亦在第1171、1173、1174、1175次等部務會報中明白揭示,著手翻修過去基於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所建構之刑事執行相關法律,如監獄行刑法,以確保未來矯正工作得以在法治原則下,兼顧刑罰執行與人權保障之效果。
然若能以積極態度面對此一變革,思考兼具刑罰執行與人權保障之刑事法律與行政作為,相信也是矯正工作再提昇的契機。因此,研究者從與矯正工作息息相關之議題來探討矯正工作執行所面對之問題,諸如死刑存廢、受刑人醫療、老年受刑人處遇、超額收容與受刑人再社會化的重視等,來探討我國行刑政策的現況,並探討未來因應之方向。
貳、死刑存廢的問題
死刑係剝奪生命之刑,應否廢止,一直有正反二面的看法,持續爭論不休。事實上,我國民眾傳統上對於死刑的接受態度相當高,例如在楊文山、張喻婷在「台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1990-2006」的歷次的調查結果可知,反對廢除死刑的人均佔較高的比率,例如,1990年有75%、1994年有69%,2001年有79%,2006年有78%的民眾表示不贊成廢除死刑。即16年間民眾對死刑態度的長期趨勢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變,且不同年齡層的民眾皆持反對廢除死刑的態度。
而我國大法官亦曾以釋字第194、263及476等3號解釋死刑政策之合憲性。在此3號的解釋文中,雖均完全肯定死刑制度之合憲性,但並未提出有說服力之論述,遑論援引國際法規範。解釋文中只是以「販賣毒品者,處死刑,立法固嚴,惟係於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必要而制定」;「裁判時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復得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肅清煙毒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立法目的,乃特別為肅清煙毒、防制毒品危害,藉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進而維持社會秩序,俾免國家安全之陷於危殆……除有高度不法之內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質,利之所在,不免群趨僥倖,若僅藉由長期自由刑措置,而欲達成肅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難期,要亦有悖於公平與正義」。
但其論證基礎多是訴諸於犯罪行為的嚴重性與抽象的道德情緒,而非就死刑本身與憲法保障的生命權兩者之間的矛盾加以論述,至於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及一般威嚇效果期待上,則或語焉不詳,或欠缺實證研究支持,亦難令人信服。甚至以法律有減刑之規定,得使絕對死刑之罪免其一死,而認為死刑即為合憲,更非正確之著力點。研究者認為死刑存廢為制度本身的問題,只要制度會發生死刑之結果,不因個案可以減刑免死或已有慎重的審查制度或是採相對死刑等,即得主張死刑制度並無違背憲法對生存權的保障。同時,從前揭所述可知,我國大法官對生命權保障的內涵,接受憲法第23條之規制,而採相對保障主義,即國家得以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而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但研究者認為生命權與憲法第8條至第14條、第16條至第18條及第21條、第22條所規定之基本權尚有不同,即生命權具程度不可分性,若以憲法第23條規定之「限制」,即認為對人民生命權的剝奪具有合憲性,仍難謂適宜。
南非憲法法院於死刑違憲案判決第334段對國家權力與生命權保障的關係,有一段生動的描述:死刑的目的是要消滅被定罪的罪犯。因為要剝奪該名罪犯的存在,所以必定會否定人類生命。我們很難理解,政府有條理且刻意地消滅生命,會被認為並未違反生命權的規定。依前揭所述可知,若理性思考國家保障生命權的意義時,何以可能用否定生命價值的方式保障生命權。
死刑制度雖係國家刑事政策的體現,但從科學、人道、教育、經濟、國家權力基礎、正義等觀點檢討死刑政策,發現死刑雖具有刑罰經濟原則,但其自身亦具有反科學、非人道、反教育、欠缺國家權力基礎及無法滿足修復式正義的缺陷。事實上,若以經濟觀點主張死刑亦不具倫理容許性,所以,綜合各項觀點的討論結果可知,死刑的存續代表著刑事政策的不理性,實非現代刑事政策所應予堅持,國家亦應秉持對生命價值絕對尊重的態度,透過對死刑問題的省思、辯論和行動,建構沒有死刑的社會共識,才是負責的施政[黃俊棠、鍾志宏,2008a)。
歷年來我國在廢除死刑上的努力並非毫無進展,例如,透過修法提高無期徒刑假釋門檻」與「提高數罪併罰執行刑上限暨死刑、無期徒刑減刑之刑度」以替代死刑的選科,實質取代死刑的判決;經由數次的刑法修正,已無採絕對死刑規定之條文,目前如仍保留死刑之條文,則採相對死刑的方式規定;因此,就執行的層面而言,由於暫停執行死刑之故[95年迄今即未曾執行死刑),廢除死刑政策對矯正機關而言,已具有事實存在的意義。不過,亦因為我國廢除死刑之進展尚未完成[雖暫停執行死刑,但仍有死刑判決),而使得二審看守所面臨愈來愈多等待執行死刑之收容人,統計至2008年10月,全國待執行死刑之收容人,計有31位。相信在死刑廢除政策未成功前,是類人數仍會繼續增加,而看守所對這群人的管理必然在權利保障與秩序維護間愈來愈難取得平衡。而這些愈來愈多日復一日坐等死亡的收容人,其生活上無法平靜適應的症狀、無望感等各種心理問題,亦可能隨時間消逝而惡化,此種現象之形成,不該是國家對生存權保障之應有結果。
事實上,維持死刑的政策最大獲利者應為國家,因為國家可以輕易的交待犯罪人的罪惡,而安撫民眾與被害人的情緒,快速恢復秩序,並博得壓制犯罪的美名,而無需花費更多的力氣推動社區、加害人與被害人間關係的修復,甚者,在專制國家,死刑更可能成為政府排除異己的手段。所以,我國政府推動廢除死刑,可謂以負責的態度面對此困難的任務,只是政策的推動若無法儘快落實,其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愈來愈多“坐以待斃”的收容人,亦將是矯正機關莫大的負擔,亦非是重視人權保障國家所應有之作為。
参、收容人醫療問題亟需改善
依美國各州與聯邦法令規定,監所機構依法有義務提供受刑人充足的醫療保護,如果缺乏適當的醫療保健將構成憲法第八條殘酷與不尋常的懲罰。在1976年美國Estelle v. Gamble 判例 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監獄如果故意不關心 受刑人迫切醫療需求時,將構成憲法第八條殘酷與不尋常的懲罰。而醫療保健亦包括心理精神醫療及牙科保健。由此可知,受刑人觸犯法紀,固然須依法律施予刑罰,但不應據此剝奪其維護身心健康的權益,其於精神上、生理上的疾病,矯正機關仍應給予適當治療,對於尚未判刑之被告更是如此。
我國目前關於矯正機關收容人醫療保健之規定,可見於各種刑事執行法律,如監獄行刑法、外役監條例、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等,如未規定則準用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如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羈押法等,其中以監獄行刑法之規定最完整且經常為其他刑事執行法律所準用,因此,本文茲就監獄行刑法說明矯正機關收容人醫療保健之各種規定[賴擁連,1999):
1.健康檢查及預防注射: [51條)。
2. 急性傳染病預防與隔離: [52、53條)。
3.在監醫師醫治:(54條)。
4.移送病監:(55條)。(56條)。
5.自費延醫診治:(57條)。
6.保外醫治: [58條)。
依前揭說明,可知我國在法律上,不論是一般性健康檢查、特殊疾病的預防、患病後的治療與收容、或自費延醫與保外醫治療上,已相當完整的保障收容人的醫療權益。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若未經落實,則僅是虛文。
事實上,矯正機關醫療資源與人力不足的困境由來已久,從目前全國矯正機關竟僅1名專任醫師可知一般,而夜間無醫療人員值班之機關亦為數不少,若受刑人於夜間發生病痛之際,往往是由戒護人員依經驗判斷給藥,此一做法難免有誤判或延誤醫治的風險。總之,由於醫療資源不足,而使得受刑人的醫療保障有許多空窗期。為克服此一困境,除由各矯正機關自行加強與當地醫療院所之合作外,或推動受刑人加入全民健保體系,但迄今已將近10年,仍未有定論;甚至,在93年起,於台中監獄規劃培德醫院,藉由結合醫療院所的人力在監獄開辦地區級的醫院,不過其成效仍有待觀察。上述相關措施,均已歷時甚久,但仍未使矯正機關醫療困境獲得關鍵性的改善,因此,法律雖對受刑人醫療權益善予保障,但卻因實務操作的困境,而使受刑人醫療問題仍有待改善。
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研究者分析各國處理矯正機關醫療問題的作法,發現因應的方式大致上有:1.由公家醫院接管;2.訓練監所管理員具備看護員資格;3.僱用大批醫療團隊入監;4.推動收容人加入全民健保;成立監療監獄等方式。我國亦曾嘗試上述的部份作法或正在推動中,但皆止於淺嚐或仍在試驗階段。茲就各項作法分述如下:
一、由公立醫院接管監所醫療:
二、訓練監所管理員具備看護員資格:
三、僱用大批醫療團隊入監:
四、推動受刑人加入全民健保:
五、成立醫療監獄:
肆、老年受刑人生活之照顧
依監獄行刑法第17條規定,受刑人因衰老、疾病或殘廢不宜與其他受刑人雜居者,應分別監禁之。另言之,由於老年受刑人生理功能之退化,對生活環境或相關設施的需求,有別於其他受刑人,因此,不宜與其他受刑人共同收容,應分別監禁,以加強照護。
而我國矯正機關由於受到95年7月1日施行之新修正刑法採重刑化刑事政策的影響[提高數罪併罰執行刑上限暨死刑、無期徒刑減刑之刑度、提高無期徒刑假釋門檻、建立重罪三犯及性侵害犯罪受刑人無效果者不得假釋之制度等),未來犯罪入監之受刑人將面對更長的刑期,是類受刑人爾後在監時間將動輒逾10年、20年或更久,例如初犯的無期徒刑受刑人,若其犯行發生在86年11月28以前,則須執行至少10年方可陳報假釋,犯行發生在86年11月29日至95年6月30日之間,則須執行至少15年,犯行發生在95年7月1日以後,則須執行至少25年。再依法務部新收入監受刑人刑名的統計資料顯示,自92年起至97年,監獄每年新收刑期7年以上之受刑人人數分別為92年:1329人、93年:1331人、94年:1336人、95年:1728人、96年:1755人、97年:1845人,從前揭新收人數變化發現,刑名7年以上的新收受刑人自95年起即逐漸增加,相信隨時間遷移,因重刑化刑事政策而增加長刑期受刑人的趨勢將更明顯。
其次,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一個地區65歲以上人口超過7%,即可稱之為「高齡化社會」,而我國自1993年起臺閩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即已達聯合國衛生組織所訂7%高齡化社會的標準,2005年9月底臺閩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更高達9.65%,創10年來新高,「高齡化」的趨勢相當顯著。再根據表1可知,我國自93年至96年監獄新收50歲以上之受刑人人數,亦從2984人[8.949%),逐漸增加為3286人[9.900%)、3824人[10.168%)、4018人[11.483%)。顯見由於高齡化的影響,使得老年受刑人亦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綜上所述,未來矯正機關的新收受刑人應有刑期更長、年紀愈大的特質,因此,面對與因應受刑人因長期拘禁所衍生的適應症狀與老化問題,應是矯正機關必然面對的課題。從許多研究的結果亦可發現,這一群受刑人的確需要矯正機關特別加以關注。
Cohen與Taylor[1972)研究發現,服刑時間愈長,對外界的事物愈不感興趣,外顯性的行為漸減少,對機構的依賴也愈強。Mackenzie與Goodstein[1985)抽樣美國數州長刑期受刑人,比較已服刑平均1.3年者與已服刑10.3年者兩者之間適應的差異,結果發現後者不論是在焦慮、憂慮及被害恐懼感等皆高於前者,自尊亦比前者為低。
蔡田木[1998)分析拘禁時間與生活適應的關係發現,拘禁時間愈長,與管教人員的互動愈不佳,身體狀況愈不好[血壓上升、心跳加速及生病的感覺),焦慮感則呈現先升後降的趨勢。周愫嫻、高千雲[2001)分析受刑人生理與心理適應狀況發現,監禁時間愈長,受刑人心理焦慮與憂慮症狀愈明顯。任全鈞[2004)研究受刑人在監適應之變化發現,受刑人服刑時間愈長,則監禁壓力愈大、焦慮情形與困擾問題愈嚴重。
事實上,長刑期受刑人由於長期隔離之故,相較於短刑期受刑人,不免會創造出更多的人生難題,譬如:與家人親友關係逐漸脫離或斷絕;在監獄內因世代交替而與年輕受刑人形成之人際適應問題;刑期終結之不確定感;對外界社會不解、退縮、情怯;對前途無望感;隨著年齡增長而遽增各種適應問題[周愫嫻、高千雲,2001)。其次,老化的問題由於重刑化政策與發展替代死刑刑罰的影響下,亦將是矯正機關未來要面對的重要課題。黃永順[2007)指出受刑人在監獄的老化與一般人在社會的老化,並不相同。由於監獄環境封閉與隔絕的特性,使得老人犯有適應差、沮喪不快樂,智力衰退、負面的自我形象、個人無意義與無能的感覺、自認無法與人競爭或面對問題、容易駕御、服從及活動少的特徵,甚至有些老年犯感到前途無望,亦可能會尋找自殺的方式來解脫。
因此,矯正機關面對老年受刑人增加與長刑期受刑人的老化問題應思考建構符合老年受刑人需求的行刑環境,以協助其適應拘禁生活,甚至加強與社福機構的聯結,以解決其未來出監後與社會接軌的更生問題。相關具體精進措施說明如下:
一、提升管教人員輔導能力
二、結合醫療資源,健全照護環境
三、收容房舍專門化
四、引進社會資源與非正式團體支持
表1 監獄新收受刑人年齡分析
  新收受刑人
總數 50歲[未滿)以下 50歲以上
人 人 % 人 %
年度別 93年 33346 30362 91.051% 2984 8.949%
94年 33193 29907 90.100% 3286 9.900%
95年 37607 33783 89.832% 3824 10.168%
96年 34991 30973 88.517% 4018 11.483%
註: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統計指標-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入監時年齡。[http://www.moj.gov.tw/site/moj/public/MMO/moj/stat/yearly/t36.pdf)

伍、超額收容之管理現況
「監獄擁擠本身並不違憲,但整個監獄狀況如果過於惡劣將構成殘酷與不尋常的懲罰」,這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羅德案[Rhodes v. Chappman, 1981)中針對監獄擁擠所做成的解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問題不在於居住空間的大小,而是整個監獄環境設施因擁擠所產生的各項不良影響。而法院在決定監所狀況是否構成憲法第八條殘酷與不尋常懲罰時,考慮的因素有職員不足、舍房空間不夠、衛生設備差、缺乏醫療服務、缺少娛樂設施、飲食差及在舍房居住的時間過長等。不過,聯邦最高法院亦附加說明,憲法並沒有明定「舒適的監獄」,監獄狀況的嚴厲與侷限乃是刑罰的一部份,也是受刑人危害社會所應付出的代價。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前述判決可知,國家雖無提供「舒適的監獄」之義務,但若使受刑人生活在擁擠的環境設施時,則可能構成「殘酷與不尋常懲罰」。由此可知,擁擠的問題並非僅是單純的空間不足,其可能引起之職員不足、舍房空間不夠、衛生設備差、缺乏醫療服務、缺少娛樂設施、飲食差及在舍房居住時間過長等問題,將使刑罰執行被視為殘酷與不尋常懲罰。因此,監獄應避免擁擠或超額收容的情況,否則,難謂保障受刑人人權。
而我國受刑人生活空間,依「法務部指定各監獄收容受刑人標準表」核定每名收容人之居住空間為0.7坪,但是,自民國80年以來,我國監獄超額收容的情形即日漸嚴重。監獄受刑人人數從民國80年12月的23075人持續增加至民國92年12年的41245人,核定容額亦從21963人增加至37463人,由此可知,核定容額雖屢有增加,但是相較受刑人總數的成長速度,仍是不足,致使我國超額收容的問題自民國80年以來,一直無法排除[鍾志宏,2004)。這期間超額收容的情形經常使收容人居住空間不足0.7坪,甚至不及0.3坪,以一般二十六坪之民宅而言,即需居住六十人以上[法務部矯正司,1997)。
再以全部矯正機關的收容人數與核定容額觀察93年以後的收容情形,發現總收容人數自民國93年12月的56786人逐年增加至97年12月的63203人,核定容額則從52232人增加至54924人,仍是收容人的增加數超越核定容額的成長,而繼續保持超額收容的情形[黃俊棠、鍾志宏,2008b)。我國矯正機關長期面對超額收容上的困境,難謂已良好保障受刑人的生存權。
超額收容對矯正機關的影響可謂全面性,非但使收容人生活空間過份緊密,對其拘禁適應有不良影響,而影響其生存權外,亦會造成不當的職員比,使管教人員的工作壓力劇增,影響職員對收容人之輔導與管理的品質,且收容空間不足,亦將使教化處遇、技能訓練、文康活動等不易實施。因此,超額收容所造成的問題不僅在於對受刑人生存權保障不足,亦會影響矯正機關本身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事實上,法務部為克服超額收容的困境,除不斷積極擴建、遷建及改建矯正機關,以提高收容額外,亦曾採許多重大措施減少受刑人數,例如,於83年1月修法降低假釋要件,或於96年7月辦理減刑,目前亦著手修正刑法第41條增訂易服社會勞動制度,鼓勵得易科罰金之受刑人儘量繳納罰金,加速辦理觀察勒戒、戒治案件作業,善用緩起訴、緩刑、微罪不舉等措施,期能獲得效果[法務部全球資訊網,2009)。另言之,不論是減少新收或增加容額的方式,法務部已持續努力之。不過,研究者認為除上述策略外,亦仍需注意職員比的合理性。
我國98年1月底各監收容人總數有61.900名,各監獄職員總數依98年度監獄類別員額表為4431人[98年2月矯正司提供),其中管理人員[指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合計 [以上均未計明陽中學),即全部職員數與收容人數比為一:九.九;管理人員與收容人數比為一:十四.四。其中管理人數與收容人數比高於行政院核定一:十,即一名管理人員須多負責四.四名收容人,與其他各國管理人員比例相較,如英國:一比三、日本:一比三.八、韓國:一比五.七、加拿大:一比三等[法務部矯正司,1997),可發現,我國之管理人員所須負擔之責任與壓力顯然較高,雖然在政府致力於改善待遇津貼、休假正常化及增加員額下,已使管理人員的工作環境已有稍微的改善,但是距理想目標與合理的編制,尚須大幅的改善,否則,在目前刑事政策趨於嚴格,收容人數勢逐漸增加的情況下,除不易維持管理之品質外,更遑論可以有效推動各種矯正處遇。除此之外對於其他科室人員的調整與員額的增幅都必須要能有合理的安排,否則除了工作的效能難以發會外,職員的工作士氣更會每況愈下,問題叢生,影響整體矯正工作的名聲。
陸、重視受刑人再社會化之問題
從現階段的機構矯正體系的處分目標與組織設計可知,矯正體系所努力的目標,原本即具機構矯正社會工作的內涵,只是在執行機制或人員上未特別呈現出機構矯正社會工作的特色,因此,茲就目前執行人數最多自由刑的執行情形與組織設計說明機構矯正工作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自由刑執行處所依刑事訴訟法第466條、監獄行刑法第2、3條規定可知,處徒刑及拘役之人犯,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監獄內分別拘禁之,令服勞役。受刑人未滿十八歲者,應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因此,可知自由刑的執行機構為監獄及少年矯正學校。然由於少年受刑人與部份少年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的執行機構均為矯正學校,所以,以下討論係以成年受刑人的執行單位—監獄為主。
監獄行刑目的依監獄行刑法第1條規定可知,徒刑、拘役之執行,在於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依近代的刑法思潮與綜合的刑罰理論分析我國監獄行刑目的可知,自由刑的應用除了對犯罪人的所造成的惡害予以懲罰,以達到正義、應報的效果外,更具有刑罰的目的性與再社會化原則,期能達到特殊預防效果。
分析監獄組織設計及各科掌理事項發現,由監獄調查分類科與教化科負責之直接、間接調查、身心狀況之測驗、處遇之研擬、複查及建議、出監後之聯繫及有關更生保護事項、教誨、教育及輔導、洽請有關機關、團體或人士協助推進教育、演講及宗教宣導、與新聞書刊閱讀、管理及監內刊物編印等事項,與前揭機構矯正社會工作者角色的討論中,提到的處遇提供支持與社區連結整合等2種角色所可以提供的功能相當一致。雖然監獄組織通則並無社會工作師[員)的編制,但由於專設戒治所成立之前,均附設於監獄,因此,監獄亦曾有社工員參與執行自由刑的相關業務,並多配置於調查分類科及教化科,少數於衛生科。他們雖非監獄正式編制,而難以彰顯其主體性,但是,至少使得社會工作之學術研究與監獄體系開始注意到應用社會工作專業於監獄體系之必要性與可行性。
從自由刑的執行目的與監獄組織設計可知,自由刑的執行雖使受刑人隔離於社會,但刑罰之目的性與再社會化原則才是我國自由刑的核心價值,所以監獄亦編制有調查員與教誨師等人員,以善盡各種努力實施教化輔導。不過,從辦理監獄調查與教化工作之調查員、教誨師的專業訓練觀之,則似仍有加強的空間。例如,前揭人員升任時,雖須經矯正人員訓練所之訓練,但係屬事後訓練,未能予以考核其是否具有相當應備的輔導能力。而社會工作師法與心理師法更有明訂繼續教育之必要,若不符規定者,甚至會影響其執照更新而無法繼續執業,事實上除了繼續教育的要求外,資深社工或輔導人員對新進人員的督導亦是被視為社會工作或輔導工作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在監獄體系亦看不到。
其次、在目前各監獄的實務工作上每名教誨師需服務的個案量極大,1名教誨師大約需負責400-500名受刑人的教化工作,加上教誨師尚有許多行政工作如假釋報告表、累進處遇考核、各式報表等,在在都使得教誨師比較像教化行政人員,尚且不論專業能力是否足以擔任教化工作,至少在不成比例的個案量與行政工作的負擔下,往往被優先犧牲即是對個案的輔導時間。
由於監獄的傳統機構氣氛高度強調收容人的戒護安全與職員操守,這樣的氣氛也非常不利矯正社會工作的推展、社會資源的引進及受刑人家庭關係重建等,受刑人雖遭剝奪自由,但並不包括親情的剝奪,而家庭支持又是受刑人復歸社會成功與否的重要基礎,因此,建立與受刑人家屬接觸的透明機制,並邀請其參與受刑人教化工作或協助其家庭功能重建,相信更是機構矯正社會工作與社區社會工作者可以一同努力的目標。尤其,目前銜接受刑人出監後更生保護工作最重要的單位應為各地更生保護分會,雖然該會強調以各式策略實施更生人保護工作,如入監集體輔導、團體輔導、個別輔導、就業調查、關懷活動、行銷監所教化與作業成品等,但比較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是辦理各式宣導活動,在直接提供服務與協助上,卻很可惜的並未見其完全加以落實,就筆者的觀察,更生保護的協助應以積極了解個案的需求為導向,並非是由提供協助者單向被動的給予,而且服務關係應在個案出監前即建立,以此為基礎延伸至社區的追蹤輔導,並尋求各種資源與方法,協助恢復個案社會與家庭支持系統之功能,如此作為,更生保護的工作才可能加以落實,其次,目前各地更生保護分會的業務承辦人本身往往不具有辦理社會工作的專業能力,亦缺乏認知,加上其人力配置並非充足,因此,若又耗費太多心力於辦理活動上,自然會顧此失彼。更生保護的工作應重視一步一腳印的去經營,雖然辦理活動容易達到宣傳與聚焦的效果,但那應是在更生保護工作的確落實與獲得成功之後的行銷作為,否則一味強調辦理活動之成效與重要性,不免令人有捨本逐末、輕重不分之感。
依前揭所述可知,雖然,刑罰之目的性與再社會化原則是我國自由刑的核心價值,而組織設計亦具有矯正社會工作之內涵的情形下,但由於執行人員的專業能力、執行人員業務的超量負擔、機構氣氛的負面影響及法令規章的綁手綁腳,稍一不慎即成為司法偵辦的對象,使得監獄矯正社會工作未如組織設計般發揮預期效果,未來若要使監獄矯正社會工作得以落實與發揮成效,前揭所言之諸項缺失與法律限制應是監獄組織修改時需優先改善的目標。
柒、結語
從生存權、死刑存廢、受刑人醫療、老年受刑人與超額收容的觀點分析,我國在保障受刑人生存權上,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不過,在解構監獄與受刑人的特別權力關係而重視受刑人權益時,亦不可忽略其可能之負面效應。以美國Ruiz v. Estelle案為例,該案的訟訴期間自1972年至1980年,共達九年之久。在此案的最後判決認定,德州監獄的管理運作嚴重侵犯了受刑人的憲法權益,其中被認定應予保障的權益之一,即為我國大法官釋字第653號及654號所保障的訴訟權。當聯邦法院介入德州監獄體系命令強制改革時,不但沒有使受刑人獲得更理想的監禁生活品質,反而引起了一連串監獄暴動和騷擾事件,幾乎是助長了監獄內部的衝突,而此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於監獄管理人員原本的信念與判決的要求截然不同所致。因此,Justice法官在要求德州控制模式作結構性改變的同時,卻也有不少的管理人員對於應執行法律感到憂慮,士氣低落,因而提早離職[林茂榮、楊士隆,1993;孟維德、林健陽,1996)。這種思維上的改變所引起之困境,法務部宜加以重視,不可輕忽。也必須有所體認監獄與受刑人之間常常是處於一種微妙的緊張與對峙的平衡關係,受刑人經歷了偵查、起訴、審判、到最後入監執行,過程中不斷與國家公權力處於對立的立場,所累積的情緒及不滿,比起國家與公務員之間、學校與學生之間、國家與軍人之間的關係更形複雜。由於收容人與監獄的特定矯治措施之間,有其本質上衝突的立場,因此未來在訴訟制度的設計上,除了應該注意到法理邏輯的一貫並兼顧法律適用過程當事人之間人性的考量外;更應避免收容人濫用訴訟資源,造成資源浪費,又能真正顧慮到權利遭受侵害者之保護措施,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其次將來相關修法或施政方向明確後,更應重視政策與基層人員的對話,並透過各種訓練或常年教育的機會加強基層人員在人權保障上的新思維,以避免重蹈前揭案例之覆轍,期使我國矯正工作在進步的過程中,可以避免或減少不必要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