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兩個釋字的意涵何在?
  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是否具有實際操作的可能性?
  問題的癥結點在於沒有被揭發的深層人性。
  據此,雖然兩個釋字開啟了新的一扇門,但同時也關閉了另一扇通往互相理解的門。
二、釋字六五三與釋字六五四號解釋的意義與界限
  以往刑事受拘禁人與國家間的關係被視為是一種特別權力關係。
  所謂的特別權力關係論是指犯罪人只要被收容於刑事設施,則在內在於監所收容關係中的國權執行目的的範圍內,作為監所這個國家公營造物的利用人,必須服從於透過監所當局所制訂的規範所展現出來的概括性支配。當然處於特別權力關係中的刑事被拘禁人,其不能享有處於一般權力關係中的一般人通常會擁有的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法律保留以及司法救濟的機會。換言之,其於被拘禁的期間,所有的日常或非日常生活均定奪於監所當局的專業性裁量。
  日本於明治四十一年所施行的舊監獄法(於2005年與2006年時,已修訂成新的刑事拘禁設施與受拘禁人處遇法),以及模仿此法而訂定的我國監獄行刑法,就是這個理論下的產物。法律僅規定一些原則,而實際上的運作則全數委諸夥多的行政命令,而這些行政命令僅是一些行使國家權力的職務規則而已。
  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的特別權力關係論受到挑戰,於是發展出所謂的修正的特別權力關係論。在這種論調下,雖然仍舊維持了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但是就重要的基本人權的限制方面,特別要求法律保留,且法律所為重要基本人權的限制,只有在參考拘禁的本質、目的後於合理且必要的範圍內始得為之。這是一大進步,但是就重要人權限制的法律保留以及比例原則的適用,司法仍舊不願意加以干涉(hands-off theory,不干涉主義),且因為第一法律無法全面性地規範所有的拘禁關係,第二為求有效率地實現拘禁目的,仍需仰賴監所當局的專業判斷,所以就重大人權事項之外的其他事項,不僅沒有法律保留以及比例原則的適用,連司法也樂意採取不干涉主義。
  這種情勢一直到前世紀五、六○年代,始有所轉機。一九五五年聯合國發表刑事被拘禁人最低處遇基準,內容上不僅是牽涉到重要基本人權的限制原則,甚且細膩地規範了其他處遇的最低基準。而八○年代的歐洲準則也是以此為本而發展出來的加強版。既然修正的特別權力關係論下監所當局所據以抗拒法的支配的根據都被國際公約破除,則司法當然無法繼續維持不干涉主義。在這種情勢下,美德日等先進國家的司法開始介入刑事拘禁的領域。
  美國方面,起始於華倫法庭,而後伯格法庭承繼改革動向(其特別注重醫療方面的議題),至今幾乎所有的議題都可以成為訴訟標的;至於日本方面,六○年代後以面會、書信收受、紀律維持上的濫權(非法暴力)等議題為主,基於這些處遇都無法律明文規定而展開了刑事被拘禁人的長期訴訟(有幾個訴訟都持續了十餘年);這些動態在在表現出先進國家司法機關對於行刑領域的干涉,甚至於展現出以司法判決帶動新的立法的傾向。
  今年年初,我國也終於趕上了這個世界性的潮流。
  釋字六五三針對刑事收容關係的法律意義做了新的定義。其不畏將來可以預期的訴訟潮,斷然地表明這種收容關係絕不是特別權力關係,而是必須受到憲法檢驗的一般法律關係。亦即,縱或爲了某種目的可以限制人民的權利,此際仍須以法律為之(法律保留原則),而且於限制時該限制的程度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比例原則)。大法官們明言,爲了羈押目的的達成(訴訟維持)以及所內秩序的維護,可以用法律限制被告的權利,但是該限制必須是在必要的範圍內。在敘明以上的原則後,釋字六五三似乎是爲了加強論述的合理性,於是繼續指出被告除了涉訟外,其與國家的關係與一般國民無異,這是刑事訴訟法中無罪推定原則的當然解釋。
  問題即是出在這句話。「無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的原則(當然亦有規定於憲法中的體例),意指被告在被法院認定為有罪前,應推定為無罪。若論及其源頭,在拷問等是理所當然的訴訟手段的時代,利用這個原則來保障被告的人身安全一事是可以想像。亦即,在未被定罪認為違反了社會契約前,基於社會契約而賦予的所有地位應該都不會被剝奪,所以國家權力不得以暴力加諸於被告身上。但是在現代,這句話的源頭早已被遺忘,如今這個法律原則其射程範圍僅限於刑事訴訟的偵查與審判過程,而無涉於其受拘禁的生活。當然,假若僅是為了增強論述力而引用了這句話,那還無可厚非,不過若是以此為核心論點而討論刑事受拘禁人的整體權益內容時,其弊害就會立即顯現。這點觀察釋字六五四的內容即可輕易發覺。
  釋字六五四完全承繼釋字六五三的論述架構,於闡明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後,其亦強調無罪推定原則,敘明被告除依法受限的權利外,其應享有與一般國民相同的權利。據此,釋字六四五認為看守所監視被告與其辯護人間的接見內容,並將其中可供偵查或審判的訊息呈報給檢察官或法官的規定,逾越比例原則所容許的範圍,妨礙憲法所保障的被告的辯護權,應屬違憲。
  僅就被告與辯護人有關的防御權的保障而言,釋字六五四號解釋並沒有問題。不過,真正引起筆者疑慮的是解釋文中的「在此範圍內」一語。其實,釋字六五四所處理的共有兩條,其一為規定可就被告與其辯護人間的接見內容予以監聽、記錄的羈押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其二是規定所方應監視被告在所言行、發受書信內容,並將有利於偵查或審判的資訊提供給檢察官或法官的羈押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而被釋字六五四認定違憲的僅有兩條文交集之處(這就是「在此範圍內」一語的意義)。亦即,被告的在所言行或往來書信,只要是與辯護人無關,則縱或是與案情有關,此際所方監視之,並將對偵查或審判有利的資訊提供給檢察官或法官,當成認定被告有罪的證據,這並不違反憲法的規定。觀察至此,不禁令人質疑,到底憲法所保障的是被告的辯護權,抑或辯護人的營業權。
  讓我們來整理一下以上的觀察所得。首先「無罪推定原則」適用的對象應該是被訴的被告,而與提起訴訟的原告無涉,當原告也同時具有(他案的)被告的身分時,這個被告的身分,在無罪推定原則的運用下,不會妨礙到其提訴的權利,但是如果是一位已經不是被告的受刑人時,則情況又會如何?難道說既然已經是有罪之人,那就不用去保障其訴訟權?所以解釋上應該認為釋字六五三提到無罪推定原則,只是為了強調被告的地位而已,其並沒有要對非被告的其他受拘禁人排除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比例原則的適用。亦即,因為釋字六五三雖然想將解釋的效力擴張到所有的被拘禁人,但是所處理的議題是有被告身分的被拘禁人的訴訟權,所以才會在說明適用於所有被拘禁人的大原則後,利用無罪推定原則將議題限縮到被告作為原告的提訴權利。但是到釋字六五四的時候,這個釋字並沒有採取釋字六五三的迂回手法,反倒是直截了當地限縮解釋的射程範圍,結果造成了辯護權的實質上限縮。
  關於此點,只要舉一例即可理解兩者間的關係。亦即,當被告在因案羈押的情形,就本案中其與辯護人間的關係,憲法會給與完整的保障,但是如果與辯護人無涉時,其辯護權會受到實質的限制;而當他脫離被告的身分,並轉為原告時,因為此際原告即是所方,其辯護權所受到的實質限制將會更加嚴重;更進一步,如果提訴人已經不是被告而是受刑人身分時,因為設施的目的將會加強,而且生活秩序的維持也會更加被嚴正要求,此際其訴訟權雖然或許會被保障,但是辯護權方面,則無法期待有何實質的保障。簡而言之,被拘禁人就拘禁事項提起訴訟時,其辯護權一定會比在本案的情形更加受到非法律的事實上限制。若忽略此點,則會表面地以及正面地將釋字六五三與釋字六五四結合起來觀察,進而忽略了其間的差異。
  則,兩個釋字所沒有看到的監獄深層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三、監獄的機能
  有關監獄的機能最常用的論述方式即是所謂的模式論。
  以監獄學的用語而言,行刑的模式共有四種,此即拘禁模式(Restraint Model)、改善模式(Reform Model)、社會復歸模式(Rehabilitation Model或謂醫學模式Madical Model),以及再整合模式(Reintegration Model)。而區分這些模式的要素有二,其一為對於犯罪人的關心,另一則為社會關心。
  對犯罪人最不關心,也不強調社會安全的不外是拘禁模式(社會安全僅在隔離無害化的達成下,有限度地被滿足)。在此模式下當局只是為了執行懲罰而施行拘禁。近代初期的監獄就是這種模式的產物,不過最近所謂的正義模式(行刑關係權利義務化),某種意義下,其實也是屬於這種模式。
  其次的模式是改善模式。初期的懲治監就是屬於這個模式。其特色在於輕忽個人需求,而僅著重社會效益。矯治手段上最重要的不外是藉著懲罰而達成的道德(勞動習慣等)強制。這個模式雖然已經老舊,但是於現在的強制作業領域中,仍然持續發揮作用(無生產性的監所作業、非酬金制的獎賞金制度等)。
  於改善模式後風行的是社會復歸模式。此模式較著重個人的層面,對於社會需求僅是以間接的方式達成。其矯治技術上的特色在於將犯罪人視為病患,以診斷(審前調查)、治療(矯治處遇)、預後(更生保護)的仿醫學的處遇流程,設計整體的矯治制度。這個模式風行於二十世紀三○年代到六○年代的美國,其間將犯罪人視為人體實驗對象(不需得到同意,受刑人有義務接受矯治處遇,因為這是國家的恩惠),而開發或驗證出許多的精神醫療、心理諮商技術。此模式雖然於七○年代後因START計畫所採行的制約學習療程違反人權規定被判違憲,進而終止了後續的發展,但是仍然在煙毒犯處遇、性犯罪者處遇等的特殊領域發揮一定的作用。
  最後的一種模式是再整合模式。其著重於個人與社會的需求的衡平,認為犯罪的原因除個人外,另存在於社會,於是努力調整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嘗試讓個人再度整合到修正過後的社會中。其特色在於行刑設施的社會化、社會內處遇的重視、自由推定原則下的除罪化或除刑化、矯治處遇的同意權或請求權的確認(因為這是社會環境的調節,所以國家有義務提供有用的矯治處遇)、階段性處遇的採用(由拘禁到半自由或半拘禁,最後則是社會內處遇)。
  再整合模式雖然是最新的模式,但是花費公帑甚劇,不易實施。以現況而言,在兩極化刑事政策的大纛下,對於嚴重的犯罪者實施嚴格的拘禁,然後在正義模式的掩飾下,將國家與這類犯罪人的關係權利義務化(例如矯治處遇的參加與成效不會成為判斷是否得以假釋的素材),強調個人的理性判斷,透過受刑人的「合理自我決定」,國家可以於實質上放棄(照顧國民的)義務;反之,對於輕微的犯罪人,則是表面上實施再整合模式下的處遇,但是實質上卻在擴大適用範圍嘉惠受刑人的名義下,大舉實施電子儀器監視或晶片植入的社會控制手段,在社會環境的調整方面,則是毫無動靜。
  由上述可知,國家在對付受刑人時,不管處行刑模式的變化,其一貫的作風仍舊是「劣等者的物化」。從國家奴隸發展到被壓榨的勞工、醫學的人體實驗對象、器官提供機(死刑犯的器官捐贈、對於屍體的國家掌控權)等,在現在的階段,甚至於被當成理性與自我決定能力擁有者的反面教材而加以運用。換言之,這些人仍舊是講求人權保障的憲法秩序下的非人或非國民。
  其實以上的模式論都是圍繞著矯治或社會復歸機能而立論的,而且整體而言是趨向於進步主義的論述模式,亦即路途雖然荊棘,但是只要努力則終究會有一些成就。如果這是正文,則應該會有另一個相對應的反正文。只要不拘泥於這個機能,事實上會更能夠看清楚病灶的所在。
  劣等原則、人體實驗與規範效力的追求。
  近代監獄起源於十八世紀末葉,其始祖是被謂為監獄之父的John Howard與圓形監獄概念的創始人Jeremy Bentham。
  John Howard於1777年發表篇長達489頁的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英倫與威爾斯監獄情事」,將當時監獄中悲慘的情形告知大眾並要求改革。於霍華德的時代,因為勞役場中已無任何有意義的勞動,所以成為收容多餘的犯罪人之處,當時土牢與勞役場間的區別已經逐漸模糊,已決、未決混雜於一處,男女老少不分,連債務不履行的人都與犯罪人關在一起。霍華德參考了荷蘭等的經驗,於書中建議設置有規律的勞動、宗教教誨的國立懲治監(penitentiary house)。霍華德認為獨居與沈默可以令人反省(新的規訓技術?抑或馬丁路德教義的重現?),而且獨居可防止逃亡,反省後的犯罪人將會養成節制與勤勉的德行。氏認為對於無法回應寬大處遇的受刑人應該給予殘酷的懲罰,對於反抗紀律的人只應給予活存所必須的水與麵包,並執行嚴格的獨居。
  不過本書最大的重點在於監獄內物質生活的改善必須維持住「劣等原則」,亦即受刑人的生活水準必須低於一般社會中最下階層者的水準。這是一種「集團式」的差異化與劣等化,是一種集團人口的規制知識,對於歐洲大陸的影響比較大(宗教的認知與對於單純體力勞動者的社會需求)。相較於霍華德,邊沁的思想則對美國的影響較大,除宗教原因(較不受傳統制約)外,主要是因為美國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不太一樣,為求擴展國力,美國需要各種各樣的有能力而且能獨立作業的個人。
  Jeremy Bentham於1791年發表圓形監獄論panopticon。起初所設計的監獄理想建築模式是模仿(比利時)堅德監獄的八角型,不過不久之後邊沁即改變設計而採用圓形的建築模式。
  圓形監獄的設計如下。建築物的周圍外側設有許多獨房(形成建築物的外牆),獨房外壁開了個小窗戶,獨房內側為拱型鐵柵欄。獨房以圓形走廊相連。與獨房的樓層相對應,於建築物的中庭有一個高塔,高塔的屋頂為一片玻璃(高塔內部照明用)。塔內住有典獄長與其家族。塔內大得足夠設有許多窗戶可監視所有的獨房。並且針對每個獨房都設置有通話軟管。最初設計為獨房,不過事後因為建築費用過高,而邊沁也認為不用花費過多也可以開發出「令人感到悲慘的方法(劣等原則)」。於是設計出六到八人的居房。監方除了提供水及麵包外,其餘的食物等均由受刑人自費自備。
  監所作業由出價最高的業者得標,其僅需對於受刑人付出一些卑微的代價。得標者為求最高利潤,保全其所獲得的勞動力,得監視典獄長是否凌虐人犯,是否善待勞工以提升其勞動力。而其他外部的社會人士可以參訪監獄(prison visitor),與受刑人通話,同時也監督業者是否盡到企業主應負的責任(作業與器械的提供以及工作安全的保障等)。於這種層層監督的機制下,受刑人的生存與安全獲得保障。且因為受刑人應該將這些作業的所得存下來當成將來釋放後的更生所需,所以這個制度能間接地維護社會安全。
  圓形監獄是任何企求監督的組織都能夠予以利用的新型監督機制。例如精神病院、學校、工廠、兵營等。其除了發揮消極的監控外,另能夠積極地創造出規訓的權力技術(合理的資源分配與人體實驗)。
  圓形監獄的表面上作用在於不犧牲保安戒護的前提下,節約看守人力,節約政府支出,且可更進一步令受刑人盡力工作,養成節約勤勉的道德。但是圓形監獄並不僅是一個監獄的建築設計圖而已,其更代表了新型的規訓技術的實驗、發明機制。其意味著對於權力的民主制度的真諦,亦即權力的運用歸諸於制度(人的「擬制」自律的創造)、生的權力由集團人口的規訓發展到集團中的個人的規訓。
  這種新型的近代監獄最初是在英國建設的,不過真正受到影響的還是美國。因為美國為新興國家,基本上受到時代傳統制約的程度不高,而得為世界級的實驗工廠。
在這種新型的近代監獄中的受刑人地位應該與John Howard的成就相配合考量。而John Howard的想法表面上是監所狀況的改善,不過實質上卻是最低生活水準的確保(劣等原則的確認)。嚴格的清教徒生活要求,其反面正是當時普羅大眾文化的抹殺。
  1779年,霍華德建議國會通過國立懲治監設置法,但是因為霍華德對於建設的地點有意見,所以一直蕩延不決。1799年時,議會因為建設費用頗鉅,而監獄內的生產性亦被質疑,所以決議不再建設懲治監。另一個事實是1770年發現澳洲大陸,且於日後成為流刑的重鎮,而流刑也在1789年復活,一直適用到1875年。事實上在1850年前,在英國根本沒有建設懲治監的必要性。
  不過1812年時英國曾試驗性地綜合邊沁與霍華德的意見,開始建設一座圓形監獄,九年後完成。此即有名的Millbank監獄,收容一千一百名受刑人,由一間看守室即可監視所有的監房,被譽為人類自金字塔後花費最高的建築物。此監毀於1891年。於美國也有兩三個監獄是採用圓形監獄的設計,其中最有名的是伊利諾州的Stateville監獄。其他荷蘭、瑞典等處也建設有類似的監獄。
  重點不在於監獄建築的設計,而在於其所創設的「剝奪自由以利改善」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下,受刑人「物化」,變成得任意剝削其勞動力,將之視為實驗動物的「列等人種」,而改善僅為一種虛偽的慈悲而已。而最能夠表達這種物化現象的不外是美國1871年的法院判決(Ruffin v. Commonwealth, 62 Va. 790, 796) 。該判決謂:「受刑人因自己犯罪的結果,不僅是自由被剝奪,除法基於慈悲而給予的權利外,喪失所有的個人權利。這些人於受刑的期間,暫且成為國家的奴隸」。
  不管人體實驗是基於純科學上的好奇心,抑或整體人類的福祉,這終究是個例外,重點仍舊在於劣等原則下的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歧視、屈辱與痛苦。而這些都是為了維持規範的效力。
  從羈押法與監獄行刑法之間的相似性觀之,其互通有無的情形已經證明一件事情,此即一旦國民被拘禁於刑事設施中,不論其是否已被定罪,所受的處遇幾乎都是一樣的,舉凡衣著、運動、作業、內部懲處程序與種類等,幾乎都沒有差別,這不外是有罪推定原則的活化石。則,為何說了兩百餘年的無罪推定後,有罪推定仍舊是有效的、現實的原則?
  數十年來,除了少數的研究者以外很少有行政法或憲法的研究者留意到這類設施中的生活狀況,甚至於到一些行政拘禁的生活狀況都被拿來檢視後,刑事設施內的生活狀況仍舊是被掩藏在黑暗中。每個人都知道刑事設施內的生活非常困苦,但就是沒有人願意去檢視這些生活上的限制是否合理。原因何在?這絕非我們冷漠或絕情,而是因為大家(甚至於包含被拘禁人在內)都認為這是必要的。當社會設定了行為規範後,雖然規範會透過預告而發揮事前預防的功能,讓人們遠離犯錯,但是一定會有人違反規範(沒人違反的規範就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此際處罰規範(裁判規範)就會發揮作用,透過認定程序的進行對違反規範者施以懲罰,只有在痛苦施加在行為人身上,然後社會大眾都知悉,且再度確認規範的存在與價值後,規範的事後處理功能才算是完成。換言之,不論是行為規範抑處罰規範,其傳遞訊息的對象都是社會一般大眾,至於行為人則僅是附帶通知一下而已;並且重點是在處罰規範,沒有處罰規範,則規範整體的效用即無法發揮,而當社會有所需要,那行為人受點苦也是理所當然,社會頂多是給與一些教育、矯治、社會複歸等口頭上的恩惠而已。問題在於到底要提供多大程度的痛苦資訊,社會才會滿足?而提供的時機又在何時?
  或許提供的痛苦資訊的量會隨時代的進展而趨於緩和,但是在喪失了親密關係,廣域的生活共同體已不復存在的現代,對於疏離感愈來愈強烈的大眾,愈快速的、愈前置化的訊息提供機制將會是個無法避免的社會控制手段。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所謂的媒體審判,才會看到羈押就等於定罪的現象,才會看到為了不讓羈押變成鬧劇而採用的諸多妨礙辯護權的措施。當然,處於整個機制的末端的監所人員,其必須在現實上無法提供有益的服務以安撫「囚情」的惡劣環境中,肩負起防止逃亡維護監所秩序的重責(只要一發生事故,則會前功盡棄),而假若國家權力再不全力支持他們,則難保不會發生監所人員集體「逃亡(離職)」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其行為準則的監所法規,當然會強調戒護至上、保安至上的行事原則。
  從被告與受刑人截然不分的慘狀中,大法官們奮起道德勇氣,於釋字六五三中以訴訟權為標的,破除了超過半世紀的冷漠,台灣終於走到前一世紀六零年代美國的水準,宣誓(司法)不干涉主義的終焉。然而在過度地強調被告的無罪推定身分的論述中,暗地裡切割、排除了受刑人。這種切割的態度,在釋字六五四中再度出現,而這次是切割了辯護人與被告。切割與再切割的動作不外是正常與異常的分割線的彰顯而已,正面與負面的人性列表又再度地深化。
  在正常的領域,原則是保障人權,例外是限制人權;反之,在異常的領域,則是原則限制,例外允許(國家恩惠)。這點縱或在宣示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後,也不會改變,因為切割的動作是根基於深層的文化與人性之中,而不是根據表面的、浮華的、虛偽的法律論述所產生的。過度拘泥於法律的或表面的論述,終究是無法帶領我們的眼光探射到罪惡的淵藪,一個排除與規訓的機制,一個最深層的、令人嘔吐的人性深淵。
四、監獄人權芻議
  既然受刑人的物化是來自於切割與排除,則是否有可能於未來去除這兩種社會控制機制。而去除的動作必須由社會大眾為之。為促進社會大眾反省,光是訴諸道德或憐憫事實上是不足夠的。於策略上必須讓社會大眾知道這種切割與排除其實是有可能發生在其身上。不過這並不是指向社會大眾說明其也有可能會被誤判為犯罪人一事,這種低層次的說帖只有在動蕩或革命的時期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例如反恐潮流下的強硬司法或行政。於此所說的策略是指讓社會大眾理解切割與排除的機制其實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只不過因為有其他補救機制發揮作用,所以人們才不會察覺,一旦這個補救機制失去作用,則正常與異常的界限將會開始浮動,且無法掌握。
切割與排除機制的哲學基底
  話語與語言性動。「『我』在寫論文」中的『我』與說這句話的「我」並不是同一人,事實上這句話並無法指涉「我」的存在,其僅能表明『我』的存在。
  為證明「我」的存在,哲學上提供了超越的理性,而身心醫學則提供了自我的概念,但是這些都僅是假象而已。
  當人類一旦發話,則這個行動將會切割話語中的我與實際上為發話動作的我。發話的我,必須透過他者對於該話語的反應,其存在才會被指涉出來。而當他者透過發話而指涉出原先發話者的實存時,其做發話動作的本身也會無法彰顯在話語中,而必須透過另一個他者的發話才會被指涉出來。當這個另一個他者就是原先發話的人,則人際溝通即會被促成。
  不僅是訴訟而已,於日常的拘禁生活中,被拘禁人與被拘禁人、被拘禁人與看守人員間,都可以形成這種溝通,而這個溝通可以讓發話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當然,在將被拘禁人視為物的情形,絕對沉默的維持以及交往禁止的規定等,無異就是將瞬間的切割予以半永久化的規矩。在這種情形下,未得回應的發話者或被禁止發話的人,將會無法獲得自我存在的確認,進而感到屈辱、沮喪、痛苦,繼而物化。
  當然所謂的溝通不是指漫無內涵的回應而已,回話一事除另對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外,另需令其感受到「自己到底是怎樣的存在」。
  權力者有能彌縫切割線,不僅是彌縫對象的自我切割的線,甚至於可以強迫對方進一步回應以便彌縫其自身於發話時所產生的切割線。彌縫切割線時,同時一起彌縫。對於他人的話語的回應,同時也會成為下一步他人回應的內容。這就是「原則自由,例外禁止」原則的真諦。而使得例外能夠成立的諸目的,當然不會是個將切割視為無法彌縫的永恆的事務導向原則。
  於此無法詳細敘述先進國家的發展與其內容,而且各國政經社以及法文化程度不一,在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時,外國的經驗不一定可以作為參考,所以於此僅以簡單的方式表達本人的意見。
  以下針對我國的現況分成日常生活、保安紀律、矯正處遇等三方面提出本人的見解,最後針對本案所涉及的刑事被告權益問題,說明本人的立場。
(一)日常生活
  首先是刑事受拘禁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就我國目前實際情況中可能會引起司法訴訟的議題,表達本人的意見。目前監所中對於服飾與外表的要求,特別是髮型、囚服設計與顏色等,都有違反比例原則之嫌。其嚴重損傷被拘禁人的個人尊嚴。其次是伙食問題。每月一千五主副食費,事實上偏離社會一般概念。至於住居方面,獨房與隱私的要求,在過剩拘禁的情勢下,根本無法滿足憲法上的最低要求。此外,更遑論醫療資源(沒有全民健保的適用)、勞動所得的不足與剝奪(為何要提撥大部分的所得,作為犯罪被害補償)、外部溝通(書信、面會、檢閱的過剩拘束)。
(二)保安紀律
  保安紀律方面,不僅是懲戒事由與程序的法定方面,無法滿足法的支配的要求,於累進處遇(聯合國最低基準都已經宣稱累進處遇是個不妥適的處遇)、身體檢查、窺視、行進隊形、喧嘩禁止、室內擺設等方面,都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三)矯正教育
  社會復歸計畫方面,不論是可能性的確保與更生保護的需求,都僅是列等原則的翻版而已,更遑論社會監督的可能性(包含不滿不服申訴制度、社會檢視監督機制、行刑法官等制度的設計)、階段性處遇的請求等,更是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
(四)受羈押被告的處遇
  基本上,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的被告,除人身確保(逃亡之虞)的制度需求外,其於均是過剩的人權侵害。亦即,除防止逃亡外,其於人權上的限制,都是人權侵害,例如禁見、隱私的限制、服飾與外表的限制(手銬腳鐐、髮型)等,都可以成為司法審查的對象。
  總而言之,若司法欲實現憲法上的平等原則以及人權保障要求,而開始受理刑事被拘禁人的提訴,則司法單位即需要有明確的自覺,要知道在我國因為官僚體制(對於將刑事受被拘禁人當成物體而予以對待的制度目的的達成,制度上會對特定公務員提供穩定的工作作為對價,進而造就不會反省的公務員),以及社會一般大眾的漠視(只要被官方懷疑,則應該就是壞人,而壞人必須接受惡害),不會接受刑事被拘禁人也是國民的概念,而違背「官僚體制」與「民意」的司法決定,必須承擔起相當大的歷史責任。
五、結論
  釋字六五三號解釋在處理被告的訴訟權時,使用了無罪推定原則切割了被告與受刑人,此際被告是與一般人無異的一般國民,相對地受刑人則非為正常人,其權利會受到更大的目的,例如社會復歸目的而受到限制(像德國就將社會復歸定義成受刑人的義務);而釋字六五四於探討被告的辯護權時,切割了辯護人與被告間的關係,律師因為是「絕對的正常人」,其進行辯護業務行為的利益是會受到保障,但是被告的辯護權,則實質上受到了限制。
  這種切割後又再度切割的解釋行為傾向,不禁會令人想起人類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悲劇。我們基於純科學的好奇心或人類福利的擴張等目的,首先切割了男人與女人(性差與勞動),然後切割成人與少年、正常人與異常人(理性),最後切割種族、切割活人與死人(遺傳與優生)。不斷地切割不斷地製造人性正面與負面列表,這種行事作風所彰顯出來的不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尼采式超人,而是歧視劣等人種的資本主義式高級人種。

李茂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