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文淺析中國如何藉由新儒學[neo-confucianism)的復興及其與人權價值的聯結,作為該國因應以西方價值為核心的全球化文化[globalizing culture)對中國所構成的挑戰,進而建構所謂具儒家特色的人權價值,並將之視為在地文化[local culture)抵抗全球化文化的核心價值。本文依序分析[1)國際人權學界與實務界對人權相對主義[relativism)與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的爭論、[2)儒學在中國社會的復興及國家機器對其所遂行之工具性利用、[3)從中國的企圖反思人權論述在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儒家社會的困境與機會。

問題意識與背景:人權價值的爭論
通常,倘若關於「人權」(human rights)一詞的研究文獻並無指涉特定區域時,它指的便是西方,或是一種普世的價值。這是由於人權理念與概念的發展始於歐洲的啟蒙運動,致使人權價值等同於西方價值,並且伴隨著現代化與殖民主義,成為從西方傳到非西方國家的單向運動。二次大戰結束後,眾多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致力於現代化。若干經濟發展突出的國家,特別是所謂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無法認同西方對人權概念所具有的解釋霸權,甚至工具性的利用人權,以遂行有利於其國家利益的作為。
人權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與普世主義[universalism)其實可視為一種文化的變項。對普世主義者而言,由西方發展的人權價值是無分地域、放諸四海皆準且屬於全人類的共同文化。然而,相對主義者更關注國際人權規範與當地既存的文化傳統與規範的一致性。 換言之,它所指涉的是西方人權理念及論述與非西方國家內部的一般信仰及價值體系相容的程度。假設人權團體所提倡的理念和價值與當地社會既有的傳統與規範有所牴觸,則國際人權規範很難植基於當地,遑論發揮影響力。例如反對施行女性「割禮」[circumcision)的跨國運動在許多國家與地區未能克竟全功,即是與當地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產生扞格。 倘若西方人權理念在普世化的過程中較能貼合其他區域的文化傳統、歷史經驗與民間社會的主流看法,則人權理念較易於與時俱進地發揮影響力。

結合儒學與人權形成在地價值的企圖與困境
隨著全球化效應擴及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人權亦成為全球化與在地化彼此拉踞的焦點之一。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再讓西方世界感到驚訝或威脅,亦再三挑戰西方現代化經驗乃是普世唯一典範的論述。無可否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結合了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從官方、學界、至民間,咸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是用西方的框架便可解釋與闡述的。推而廣之,顯然中國的人權論述亦有其自身的在地文化底蘊而有別於西方,更藉此打破西方具有文化霸權意味的人權普世性論述。 這類論述的倡議者認為,東方/中國與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不同,文化傳統與價值也不同,對所謂人權的看法自然不同。
儒家思想在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扮演著矛盾且極端的角色。五四運動中的西化精神否定了儒家思想的價值;文化大革命時的「破四舊,立四新」,將儒家思想視為舊時代的包袱,必須去之而後快;80年代的「文化熱」號稱是新一波的啟蒙運動,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 直到90年代「國學」復興,儒家思想重獲青睞,並一躍而成為中國建構其現代性的核心文化元素。然而,儒家思想的「復甦」並不單純只有「內在」因素,「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是主要的觸媒。
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即曾提及儒家思想,並認定其為妨礙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50-60年代盛行的現代化理論更是在傳統/現代的二元框架下附和韋伯的論點。 但美國社會在70-80年代逐漸目睹了亞裔美籍人士在經濟上的成功,稱他們為「模範少數」(model minority),更將亞裔的成功歸咎於儒家文化的薰陶。 另一方面,新加坡強人李光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亦極度推崇儒家文化的價值,進而連結經濟發展與儒家文化,形塑「亞洲價值」[Asia value)。 再加上90年代開始,在民族主義情緒與在地化思潮的雙重影響下,中國知識界發現儒家文化可以代表「中國性」、並成為中國,甚至整個所謂東亞儒家文明圈[Confucianism civilization)以人權相對主義因應西方國家所堅持的人權普世主義的利器,進而成為建構「中國資本主義」的文化基礎,甚至中國現代性的精神來源。
然而,當中國的另類人權觀以恢復中國固有精神、傳統文化為支撐點時,固然強調了不願被西方歸納的獨特性,但是否亦有可能過度強調其文化差異,而落入了薩伊德對西方「自我/他者」二元知識體系的批評?而中國發展出的在地人權價值是否真為「自體繁殖」?有別於西方的模式與途徑?甚至是否有可能淪為國家機器以文化復興為工具,形塑新民族主義之內涵,以因應西方壓力,並遂行其鞏固政權之目的?

抵抗、順從或共生?從國際政治結構與人權論述面向的省思
中國藉新儒家主義高舉本土文化的旗幟,欲推翻西方的普世主義,但卻超越不了「自我/他者」的二元模式。 因此,中國的(另類)人權論述並非原生的,而且仍是以西方作為標準,只不過從反向思索如何對抗。事實上,因為自我與他者從來不是純潔而獨立的存在,彼此都受對方一定程度的刺激/污染,而後改變、轉向,或修正、提昇。在中國試圖建構的在地人權論述中,來自西方的理論、觀念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可以共存,甚至可能共生。
其次,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觀察,國家擁有的相對權力能用以抵抗國際社會的壓力。然而,權力本身通常並不足以迫使國家順從諸如人權之類的國際規範。施壓國與受壓國之間的權力關係,無法解釋哪些國家會屈就於國際規範,而哪些國家不會。因此,外部的強制力是否即是促成國際規範內化至主權國家的關鍵,值得懷疑。相反地,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觀點融入國內因素,對國際規範如何發揮影響力的問題提供較周延的解釋。 國家為何在面對相同的國際體系與接受類似的國際壓力的情況下,反應卻大異其趣?本文認為,內部的文化相容性與民族主義因素的變化大於國內政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而且,隨著西方人權價值的普世化,在當前的國際氛圍下,即便像中國亦欲建構聚在地特色的人權論述加以抗衡,或至少須在表面上敷衍並根據前述規範提出正當的反對理由。
再者,在理論上,本文建議未來有關人權的研究與討論可將國內政治或比較政治的相關理論納入研究當中,並且選取若干個案進行比較分析。如此的研究設計將有助於研究者跳脫人權在地化是否具有影響力的問題,進而探究在地論述如何發揮影響力。甚者,對中國上述企圖的觀察,應從比較的角度,加入更多的案例,像其他東亞儒家文化圈中的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像台灣、新加坡、南韓等等。
最後,本文認為從全球與在地的二元角度分析人權論述的發展,並非將關注焦點置於人權時代的來臨或終結,而是析論全球人權規範能否直接或間接形塑國家作為的合法性,以及透過何種手段達成。此外,衡量主權國家之作為的相關變項亦十分重要。因此,結合國際關係、比較政治與文化研究三者各自關切的議題與研究的途徑,或許能為有關中國的人權論述,甚至當前台灣亟欲以國內化[domesticalization)國際人權規約為途經而與普世人權價值接軌的作為與實踐,提供更周延的觀察與解釋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