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延續四年的死刑零執行破功,這是廢死運動的挫敗,但還不是最糟的。到二○一一年,死刑判決產量大增而品質大跌,找不到凶器的、罪證不足的、同案被告的證詞未經對質詰問的,都敢判死刑。這不是廢死運動所單獨面對的新情勢;整個司法改革運動,都面臨空前的挑戰。人民不信任司法,但更不信任司法改革團體,而相信人肉搜索與鄉民正義。司法獨立的空間,一再受到民粹力量擠壓;在性侵幼童判決的例子裡,亦可見到最高法院憂讒畏譏,卑瑣地向民眾的激情讓步。邱和順案死刑定讞,在我看來,是民間司法改革力量集結以來,所遭遇的最大挫敗。其他冤案,救援不及而被執行者有之(周峋山、盧正、江國慶),折衷由死刑改判徒刑者有之(張方田、呂金鎧),從鬼門關前搶回來、重回司法程序者有之(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徐自強);簡而言之,是勝負互見的拉鋸戰。而邱和順案是第一個司改會全力救援、卻被死刑定讞的案例。速審法固然是將邱和順踢向鬼門關的臨門一腳,但網路公審、臉書效應、正義聯盟與白玫瑰形成的輿論壓力、朝向右派傾斜的社會氛圍,才是關鍵因素。廢死本質上是一個非常激進的司法改革議題,即使廢死聯盟從未選擇最激進的方式。支持廢死的人,支持一切司改議題;但聲援冤案的人,卻不見得支持廢死:「蘇建和他們是無辜的、應該還他公道,不過,有作案的人真的要打死……。」經常有聽眾告訴我,「妳講司法改革那些我都很同意,不過,廢死我現在還沒辦法接受。」效果上,廢死議題將其他司改議題保送上壘。今年以來,江國慶案、柯嘉文案、紀富仁案,冤案連連,罵聲不絕。他們的冤枉都經過官方認證,所以媒體全盤接受,不像處理蘇建和案、徐自強案或邱和順案那樣扭捏地「平衡報導」。官方之所以承認他們冤枉,沒說出口的原因都是,該案另有「真凶」已緝獲到案,誤判只是一個小插曲,「正義」終將伸張。這些案件都成為人民公審的柴薪,卻未成為司法改革的養分。民眾對司法失去信心,恨恨咒罵:國防部狗官!恐龍法官!恐龍檢察官!司法不公!不平的情緒呼嘯流竄於網路與街談巷議,而司法改革運動未能將之轉化為運動的助力。這三個案子都曾經被求處死刑,或判決死刑定讞執行,但卻被切割處理;冤案與死刑的連結被刻意淡化。結果是廉價的平反:賠江國慶家屬一大筆錢,但是毫不猶豫地製造下一個江國慶。邱和順定讞了,徐自強的未來,樂觀嗎?民間的司改力量多年來辛勤耕耘,但總是碰上實務界的一堵高牆,成果有限。倚重民粹力量的白玫瑰運動,卻能讓最高法院迅速低頭。這告訴我們,法庭是司改運動的重要戰場,但不是唯一戰場。蘇建和案因為一個不起眼的小皮包,得到再審的機會。其他名不見經傳的案件,可以按同樣的標準敲開法院的大門嗎?誰都知道不可能。如果沒有累積社會的支持力量,邱和順、徐自強再冤枉,也救不回來,因為誰敢判無罪,他就是下一個「恐龍法官」。這兩年民粹的右傾氛圍,是司法改革運動(包括廢死運動)必須面對的嚴酷挑戰。司法改革運動不同於其他社運,它是一個說理性質濃厚的運動。重要原因在於,法律制度常常是違反人類本能的,司法改革運動因此很難訴諸直覺,而需要很多的對話。司法改革運動也有它本質上「反群眾」之處,因為「司法」與多數民意有體制上的緊張關係——法官獨立行使的審判權,與集體的、多數的民意,本來就是要互相制衡的。我理解、也親身感受這個困難。但我相信,在保守懦弱的司法實務,與激情盲動的民粹聲音之間,司法改革運動必須走出第三條路,就是大眾的法治教育。這部分如果無所突破的話,司法改革運動只怕還要無量下跌。包括廢死運動。
(本為節錄自〈殺人機器全面啟動〉,作者張娟芬,原文刊載於台灣人權促進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