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Makiyo日籍友人毆傷計程車司機一案,相關人等於事後,先強硬、後軟化的矛盾說法,引發各界批評,亟待北檢介入偵查,以為真相的釐清。而從案發後,犯嫌者能立即委請律師為辯護,並開記者會為聲明,被害人卻因受重傷於醫院急救,致無法為相對應的反駁下,正凸顯現行法對於犯罪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尤其是偵查階段,顯然有待加強。
     向來於刑事訴程序所強調的辯護權保障乃以被告為核心,目的在防止檢警機關以不正手段來取得被告的自白。依據《刑事訴訟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只要受警察調查這個時點開始,即可選任律師為其辯護。且根據同法,只要被告選任辯護人,則在律師未到場前,偵查機關是不得為詢問或訊問的,若違反此規定,因此所取得的自白也須被排除。
     雖然有所謂偵查不公開的規定,但這是針對一般人,對當事人,即被告而言,基於程序保障,自無不公開之理,所以在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二項,當檢警機關在訊問或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律師不僅有權在場並得陳述意見。若再加以這幾年,為了即時保障被告免受不當偵訊,法律扶助基金會與各律師公會,也已有「第一次陪同偵訊」與「輪值律師」制度的實施。凡此種種,皆可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被告辯護權的落實,雖不能說是完美,卻已達國際人權保障的標準。
     相對於被告的辯護權保障,關於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卻顯得相當薄弱。我國現行法中,對於辯護權的保障僅限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此,在面對檢警機關偵訊時,被害人並無請律師到場為協助之權利,頂多依據刑事訴訟法,委請代理人提出告訴,而藉由此規定來委任律師到場。惟由於被害人是最直接的目擊者,仍賦予檢警機關於必要時,命其到場的權力。所以被害人接受偵訊時,僅能依據刑事訴訟法由家屬或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但此種協助,於心理的安撫遠大於法律專業諮詢。且根據同法,其在受訊問時,被告不僅可以在場,甚而可對其詰問,相對而言,被害人卻無在被告受訊問,或者於審查羈押時的在場權,而使得這種落差更為加大。
     所以就現行法而言,法條雖無禁止被害人委任律師之權,卻因刑事訴訟法中並未承認此種辯護權,再加以現行法律扶助制度乃以被告為中心,則就無資力或弱勢的被害人而言,此種委任權限助益也有限。
     被告與被害人間權利保障的差距,就活生生的反映在Makiyo事件裡,因最能描述整起過程的被害人,卻在警方偵訊的第一時間,因深受重傷而躺於醫院裡,且在法律並未承認被害人的辯護權下,則不管是面對警方的偵訊,或是檢察官在決定是否聲押或交保的審查時,皆只能從有律師協助的被告一方取得資訊,不僅難即時掌握全貌,更凸顯出不對等來。(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 本文轉載自2012.02.08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