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是否能夠回台灣探親、祭祖，既是法律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
    　林毅夫太太陳雲英日前表示：林毅夫的世銀任期將於今年六月一日結束，卸任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家人回台灣看看。陳雲英說：「兩岸的悲劇還不夠多嗎？你們願意繼續描述這樣的歷史，讓歷史記住林毅夫不能回家嗎？」的確，幽暗的時光隧道何不儘快穿越而重見亮景？
    　回首上世紀七○年代，正是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籠罩。而今，在「動員戡亂時期」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宣告終止以來，台獨言論早已除罪化，昔日反共將領則紛紛登陸、化敵為友，舊時林毅夫的投共行為自亦應予重新評價。
    　至於法律的層面，本案「叛逃」犯行之法定追訴權時效為二十年，因通緝而依法延長四分之一，為二十五年，所以從林毅夫「行為時」起算迄今早已逾追訴權時效矣。有一種說法指此行為是屬「繼續犯」的性質，故其時效期間尚無從起算。實則此種說法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叛逃」犯罪完成，其「實行行為」業已停止，只不過是「違法的狀態」仍然延續而已，學理上稱之為「狀態犯」，這與毀損罪、傷害罪之性質態樣相類似，其追訴權時效於犯罪行為完成當時就該起算了，而不是必須等「違法的狀態」結束方能起算（參見韓忠謨著作的《刑法原理》）。
    　在法律解釋學上，執法者對於追訴權時效起算點的認定，理當隨著法律適用的時空背景，本諸「目的法學」的概念，做出最適切的論理解釋，裨解決實際發生的爭議課題，以期符合人民的法律感情。在「林毅夫事件」亦可作如是觀。
※本文轉載自2012/03/14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