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六四運動 是對人權的褻瀆
作者/ 中國時報社論
檢察官吳巡龍發起「檢察官六四運動」,獨自前往最高法院靜坐,反對最高法院今年年初做成的決議。最高法院在該項決議中,依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之原則,確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只是例外時為之,而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的前提是對被告之權益有重大關係事項,因為最高法院認為,注重當事人對等就是刑事訴訟維護公平正義的要旨。許多檢察官則認為這是法院的天平朝向被告傾斜,才有這項司法史上僅見的靜坐。最高法院隨即發表聲明表示遺憾,因為檢察官不能期待舉證不足時,法院應為檢察官補位。
 看到檢方靜坐,感覺實在有夠諷刺!選擇在六四這天提出抗議,竟是站在刑事訴訟基本人權的對面,不但時空錯置,顯得突兀,也揭露了許多檢察官的價值認知與人權意識為敵的程度!北京「六四」所抗議的是政府侵犯人權,現在台灣的「六四」竟然是檢察官指責法官過度保障人權,豈不是個「六四」笑話?其實台灣從來也只有保障人權不足的顧慮,哪有保障人權過度可言?現在最高法院只是強調刑事訴訟當事人對等,法院應該改變過去朝向檢方傾斜的錯誤,就遭檢方嗆聲,可見檢方人權意識的薄弱。
 說的更透徹些,最高法院的決議其實是在澄清過去對於刑事訴訟法價值體系的誤解。以前,刑事訴訟從不將注重被告權益看成是公平正義的要素。被告權益一旦被看成是單純的利益,被告權益勢將與公平正義對立起來;檢察官自認是公平正義的化身,將被告先天上賦予應受負面道德評價的色彩,法院考慮被告權益,則是對於公平正義的否定。最高法院的決議則是指明公平正義絕不能缺乏被告權益的考量,不能將被告權益與公平正義對立兩分;刑事訴訟之中,公平正義與注重被告權益原是同義語;不顧被告權益,即不可能獲致公平正義。
 最高法院肩負刑事訴訟的終局審判,也有正確詮釋刑事訴訟法的責任;此次決議,就是履行責任的表現。提出抗議的檢察官對於刑事訴訟法的認識,顯然具有嚴重的盲點與錯誤。
 檢察官靜坐的過程,還有可與集會遊行法對照觀察的場景。靜坐的檢察官表明是在行使言論自由;的確,不論是否認同他的言論內容,都應該肯定他公開提出主張的基本人權。然則聞風前來抗議司法不公的民眾,卻被警方阻擋,拖離現場。而有近百位檢察官到場排隊送花致意,則一概聲稱既未集會,也未遊行。檢察官企圖遊走於集會遊行法的規範邊緣,顯示了什麼?過去檢察官從來都是站在過度嚴厲執行集遊法的立場,以刑事追訴有意行使言論集會遊行自由的民眾。這次吳巡龍檢察官易地而處,親身體會一下受到現行集遊法限制言論表達與集會遊行可達何種程度,似乎立即學會了遊走邊緣的技術方法。如果按照過去的執法標準,此項舉動要受到「脫法行為」的批評,也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們毋寧以為此亦不失為檢警機關乃至於政府重新檢討集遊法立法政策的契機。而警方在面對檢察官靜坐與自發參與的民眾時,呈現出兩套執法標準,也足可使人體會限制過度的集遊法其實提供了執法者所不該擁有的寬嚴極其不一的執法空間。吳巡龍檢察官並未嘗到被警方駕離現場的滋味,否則或許就更可反省檢警執法偏差所形成的人權威脅。吳檢察官身為執法人員尚且自認並無申訴管道,抗議惟有出自靜坐一途,手無寸鐵而欲抗議司法不公的平民百姓則連有樣學樣也不可以,集遊法還不該付諸修改嗎?
 巧的是,行政院不久前通過了集會遊行法的修正草案,主要內容是將許可制改為報備制。此一修法方向,是多年來各界強烈批評集遊法過度限制言論集會遊行自由的結果。但是這次集遊法修正草案仍未解決一個重要的題目,在吳檢察官靜坐事件中,也已暴露出應該報備或得到許可的問題。檢察官排隊向靜坐者致意,說是並不構成集會,也不構成遊行,依現有定義那是欺人之談。連檢察官們都想規避的集會定義,用脫法的方式加以規避,不是辦法,正面修改才是正辦。檢察官有了一次受到集遊法過度限制言論自由的寶貴經驗,鼓吹修改集會的定義,盍興乎來!
※ 本文轉載自2012/06/06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