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住居出境 監院應聲請釋憲
作者/中國時報社論
上周監察院通過了李復甸、葉耀鵬兩位監察委員提出的調查報告,要求司法院及法務部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中,檢察官不經法院審理即可直接對其所認定的犯罪嫌疑人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的規定,以符合憲法及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要求。監察院此舉,應該被認為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憲法主義良心繼續發揮作用的時刻。
 什麼是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呢?它當然是防止犯罪嫌疑人逃亡的手段,但是,有時候它其實可以是「軟禁」、「幽禁」的代名詞。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可否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而是在於誰可以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當政府下令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的時候,能否不經過法院審查即當然發生效力?就像當年檢察官可以不經法院允許即下令羈押犯罪嫌疑人一樣,今天檢察官可以不經法院允許即行下令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實務上常有檢察官在偵查時下令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之後,遲遲不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或為不起訴處分,當事人即可能長期遭到形同軟禁或不能出國的限制,卻並無救濟的管道。
 本來,憲法第八條規定的提審制度,就是最好的救濟;可是,偏偏法院的法官遇到了聲請提審的案件,即使翻閱憲法也好像不識字者一般,並不以為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就是在限制人身自由,反正法院從來也不認識提審制度為何物,即使大法官曾經解釋提審制度如何才能符合憲法要求,規定提審的憲法條文,在台灣從來都只是紙面憲法、文義憲法,法院的不作為,使得憲法的規定有如行屍走肉!
 憲法的假設是,握有權力在手的機關,不會輕易放棄到手的權力!這項假設,在法務部得到了完全的驗證,不經過大法官解釋,立法院修法,法務部怎肯主動修法,放棄明知不該行使的權力?審前羈押、限制住居、限制出境,都是強制處分權,憲法的箴規是,如無緊急情事未經法院允許,政府部門不可以直接實施強制處制處分、實際剝奪人民自由,如果審前羈押不可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當然也不可以。
 另一個例子是監聽,監聽是剝奪秘密通訊自由的強制處分,也是經由大法官解釋為違憲時,才開始由法院允許始得監聽。然而,由於大法官還沒有機會解釋未經法院許可的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是違憲的制度,法務部始終不肯提案修正他們建議立法院寫下違反憲法的條文!
 現在監察院通過了調查案,發現檢方不經法院同意而寫的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可能長期限制人身自由或遷徙自由,卻完全缺乏實際有效的救濟機制,希望法務部提案修法,可是法務部立即表示這是法律的授權,拒絕接受,監察院的期待,無異與虎謀皮。
 回顧民國五十年代初期,監察院聲請大法官解釋出版者與違警罰法是否違憲。大法官前後做成兩項解釋,先是嚅囁其辭,不敢解釋出版法違憲,所持的理由完全不足為訓;繼則於十六年之後,做成了違警罰法的解釋,其根據則是憲法第八條的規定,非經法院事前同意,不得為關於人身自由之處罰。這是歷史上大法官第二次解釋法律規定不符憲法本旨。第一次解釋是確定法院不能隸屬司法行政部,促成廿年後的審檢分立,才有今日的法務部,那次解釋,也是由監察院向司法院提出的聲請而來。可以說,在戒嚴時期,監察院守護著憲法良心,挑戰出版法、違警罰法、追求司法獨立,都是推動民主憲政的關鍵議題。
 正因為有了審檢分立,有了違警罰法違憲的解釋,才有民國八十四年大法官解釋審前羈押應經法院同意,只許針對非法逮捕拘禁聲請提審的提審法違憲,進一步確認了司法獨立的憲法底線。然而憲法第八條的實現,距離理想的境界尚遠,到今天為止,枉費憲法原典使用最多的文字仔細交代法院如何提審,到今天台灣的法院尚且不懂得如何依照憲法提審,法院中提審的標準程序也無,數十年間也不曾發出一張提審票,從來也未認真將之列為司法改革的重要議題!
 想想前輩的足跡,監察院是應慎重考慮聲請釋憲了!
※ 本文轉載自2012/06/18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