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冤獄 從頭貫徹科學辦案
中國時報社論
纏訟廿一年的蘇建和案,終於定讞了;而空軍士兵江國慶因冤獄致死案,家屬控告前空軍總司令陳肇敏等人瀆職,北檢兩度以不起訴處分,江母昨日前往北檢,提出再議聲請,後續發展值得關切。
 蘇案在司法程序中歷程曲折,影響深遠。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三人曾被疑為汐止吳銘漢夫妻命案的凶手。在現場留有指紋的凶手王文孝遭軍法判決確定執行死刑之後,檢方繼續指控三人為共犯,先是三度遭到最高法院判決死刑確定,三度由法務部長馬英九支持檢察總長陳涵提起非常上訴,雖三次均遭駁回,卻終於得到再審的機會。
 嗣後則經高等法院以現場無三人之任何跡證、證據不足,三度宣判三人無罪。因為有了《速審法》,第三次判決無罪,檢方不得復為上訴,終告無罪定讞。
 廿一年的纏訟,三名被告都已步入中年;被害人家屬也隨之翻騰,無法平靜。我們已不記得為了此案寫下多少次的觀察評析;今天該要回顧一下,台灣可從此案中得到什麼寶貴的司法經驗與教訓。
 本案苦主吳銘漢夫婦被害情狀悲慘,除了王文孝確定涉案業已伏法之外,最大的疑問就是本案有無共犯,以及蘇建和等三人是否為其共犯。然而下手凶殘與是否有共犯,以及誰是共犯,未必有關係。警方一開始只從凶手劫財殺人、下手凶殘、被害者身上共有近八十處刀痕,推斷凶手不只一人,再以刑求的方式取得共同嫌疑人先後矛盾的自白,據之認定蘇建和等三人就是王文孝的共犯。
 早期法院也未能警覺,檢警認定蘇等三人為凶案共犯,不但被告彼此的自白存有重大歧異,而且均無毛髮與指紋遺留現場。檢方指控強姦,警方卻連證據採樣也無,法院甚至不問有無刑求,即憑著證據力極其薄弱的共犯自白,判處三人死刑。若是以為這樣的判決就可以代表正義,那麼台灣的司法正義也未免過於粗糙而且廉價了!
 即使在本案判決無罪確定之後,媒體上猶聞有人問道:「誰能說他們三人不是真凶?」然而,問題就出在法院判決誰是凶手時,應該問什麼問題。如果只是憑著無人敢說他們不是真凶就說他們是真凶,那麼世上還有成千上萬的張三李四,也是無人敢說他們不是真凶,誰又可以因此就被法院指為真凶呢?無辜不需要證明,有罪才需要證明,而且須要指控者提出無可置疑的證明!本案為何至今都只能憑著猜測臆說有無共犯,誰是共犯呢?
 蘇建和三人被判無罪之後,如果還是懷疑真凶沒有伏法,那麼最該負責的就是當初偵辦此案的檢警人員,完全沒有盡到蒐集並保留現場證據的責任。正是因為蒐證不夠嚴謹確實、純憑推論與刑求辦案,才會破壞了現場,滅失了證據。畢竟「本案除了王文孝,還有共犯」這個說法,原本只是個推論。廿一年前的警方只做推論,不做蒐證,就是今天沒有能力認定三人有罪的原因,也是今天連有無共犯也無法確知、遑論知道共犯是誰的原因。
 高等法院在近次的裁判書中,業已認定警方當年確有刑求,也認定李昌鈺的鑑定報告符合科學法則,足以推翻先前純屬臆測的推論,正是無罪判決確定的關鍵。
 刑求可惡之處,不僅在於違反人權,而且在於不科學;「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其結果是辦案人員報功敘獎,但卻無法證明所控的凶手真是凶手,不但殃及無辜,而且無法對被害人的家屬以及被冤枉者的家屬交代。
 蘇建和案與江國慶案都是種因於偵查犯罪蒐證的重大失誤,而這樣的例子或許仍然還有,如民間司法改革團體積極關注的鄭性澤案,也值得注意。此次蘇案是因為《速審法》要求三次判決無罪檢方不得上訴而告定讞。其實開頭蒐證不足,後面再多的審級也難以彌補證據的欠缺。
 江國慶案與蘇建和案提供的教訓是,刑求不是正義,粗糙的正義不是正義,只會灼燒司法的公信力。要避免錯誤一再發生,司法必須面對錯誤,揚棄陳舊落伍的辦案觀念,用嚴謹的科學方法蒐證,用證據而不用臆測推論破案。與其任由檢方事後一再上訴為無盡的程序拖延,最好的方法就是由審判者用無罪判決要求檢警依法蒐證辦案,才能正確找到真凶,還給被害者家屬以及全體社會真正的正義與公道!
※ 本文轉載自2012年9月7日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