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案再審除冤為司法革新樹立標竿
美國歷史上著名法學家霍爾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顯與事理有違」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七號判例亦指出：「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職權，而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蘇建和案原來確定的死刑判決，其取捨證據所認定的「犯罪事實」情節，違反了一般人基於普通日常生活經驗所得的定則，也就是「顯與事理有違」，難怪會鑄成冤獄，依法自應由再審法庭加以改判，才能彰顯公平正義的人權理念。
民國八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在汐止住宅房內遇害，其死狀奇慘，兇手之心狠手辣，確實是傷天害理，令人髮指。唯此情景，實是王文孝一人所為，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枉遭牽扯，受到冤獄無妄之災。若謂「天理」，則真兇王文孝已經伏法，死者及其遺屬已討回相當公道矣。
檢視當年的偵查過程，原來王文孝於八十年八月十四日被緝獲到案初始，在軍事檢察官杜傳榮、司法檢察官崔紀鎮偵訊時，均坦承是自己一人做案，並無其他所謂「共犯」，且做了現場模擬表演，合理交代整個做案過程。軍事法庭指定的公設辯護人王啟禎，於同年十月七日在海軍看守所接見時，王文孝也向其述說：「我是一時緊張才衝動殺死他們二人，我並非事先謀議的。」只因警、檢稍後考量兩位死者身上共受有七十九處刀傷痕，遂自作聰明判斷此情形應非只一人下手，而是另有多名共犯，接著就為湊合這幅「先入為主」的假想圖，而威脅利誘、軟硬兼施，逼王文孝咬出前一天晚上曾一起出遊的王文忠、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列為「共犯」。這正是本案冤情之所以造成的關鍵點。
殊不知，「一人」若不可能對「二人」殺七十九刀，難道「四人」就可能嗎？這並不是數學除法的問題，而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經驗。因為，「四人」更容易制服二人，更不必要殺七十九刀之多。相反的，「一人」因吸食安非他命，藥性發作，怪異抓狂，正有可能殺七十九刀。而王文忠已證述其兄王文孝有吸食安非他命的習慣，事理正好相合。美國於一九九五年就曾發生過這樣一個案例：哈佛大學三年級女生塔岱絲為感情問題，殺死室友何嫦後自殺；據法醫檢驗，她殺了四十五刀。試想，一個大學女生都可以殺人四十五刀，那麼在本案中，孔武有力的海軍陸戰隊現役軍人王文孝怎麼不可能自己一人殺兩人（均睡夢初醒，且葉盈蘭又極瘦弱）七十九刀呢？
就殺人動機而言，依前述王文孝最原始的口供，是說：「我於凌晨四時許，從居處頂樓陽台侵入吳宅準備行竊，在廚房順手拿菜刀進入房間，是因怕被發現、可以嚇對方；進入臥室後，被吳銘漢夫婦發現，要抓我，我為了脫逃而殺人滅口，殺人後故意將現場弄亂；我先砍男的一刀，滑倒，女的就起來，我再砍女的，然後就亂砍，因為對方可能見過我，我怕被認出來才殺人；兇器我洗過放回原處，然後由原路出來；離去時從屋主櫃子抽屜拿走六千元現金。」又自承「於一個月前曾在吳宅偷過一次，有竊盜前科，曾被判保護管束」。由此可見，真兇王文孝與被害人之間，有著「對門鄰居」的地緣關係，又其素行不良。反觀蘇建和等三人，素行良好，並無前科，與被害人無地緣關係；衡諸情理，豈會為區區贓款而盲從做案、甚且參與殺害兩條人命？足見實無合理的「犯罪動機」可以解釋蘇建和等三人是共犯之可能。何況，王文孝為竊盜前科犯，一再做案並無需夥同他人壯膽或協助，蘇建和等三人既素行良好，且甫滿十八歲而已，豈可能如原確定判決所云，似犯案老手好整以暇，於殺人、輪姦後又為死者換衣及洗淨自己身手而從容逃逸？
原確定判決謂：王文孝與王文忠、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謀議入吳宅行竊，由王文忠在門外把風，其餘四人侵入屋內，王文孝提供自備的開山刀、水果刀、伸縮式警棍各一支，分別交與蘇、劉、莊三人持用云云。這是依據王文忠在偵查中的不實口供而來，而王文忠於二審及再審程序已一再到案堅稱被脅迫取供，偵查中說詞並不實在；於監察院調查時，也堅指該口供是出於辦案人員的不法取供；並一再為蘇建和等三人澄清。何況，若謂真有多種兇器，究竟王文孝如何取得？如何打包？如何分配？原確定判決均未作交代。且案發後，只有在吳宅廚架上遺留做案菜刀一把，若謂「開山刀」、「水果刀」已由被告丟棄湮滅，然則何以「菜刀」竟不一起丟棄而獨留此做案工具成為罪證？且「伸縮警棍」如今亦已被證明與本案無關矣。足見所謂「兇器除菜刀外尚有開山刀、水果刀、警棍」之說，顯違事理。
至於原確定判決又說蘇建和等三人與王文孝輪姦葉盈蘭，過程是由劉秉郎持水果刀、莊林勳持警棍共同將她押住，再由王文孝脫她衣褲行姦，依序又由蘇、劉、莊輪姦；其間，吳銘漢見狀喊叫，王文孝即持菜刀砍其頭部一刀；葉女被姦時又喊叫，王文孝再以菜刀砍她頭部一刀云云。然則試問：在如此喊叫、砍殺，刀光血影之際，又人數眾多、驚恐的慌亂情境之下，任何男人豈還會有「性慾」？男性生殖器豈尚會「勃起」？這樣的「犯罪事實」，純粹是辦案人員編織、想像而來，完全違背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經驗。何況，在所謂「輪姦」場所的床邊地板上，經履勘，顯示空間甚為狹小，絕不可能容納四人以如此方式做案。且若葉婦苟真遭受那樣的加害情節，手腳被強按、束縛，理當造成傷痕，且其下體外觀當一望即知有異狀；然則，法醫的驗斷均證明沒有。又葉女若真被這樣架制，豈可能還會閃躲、翻側？然則其右後肩胛部位何以竟有被刺的刀痕？
若如莊林勳警訊自白所云，彼等強劫所得財物有現金十幾萬或七、八萬元之多，何以自己只分到一千元及硬幣五百元？警方於八十年八月十六日在莊宅壁縫中取出二十四元硬幣，距做案時間已近五個月之久，若真是區區贓款，何以竟未花光？若謂花了剩下二十四元硬幣，則要湮滅，只須丟到水溝或馬路即可，何以還「藏」在壁縫中？又如被告三人真有參與做案，何以確定判決所指之「物證」，包括伸縮警棍、小皮包及典當四個金戒指，都是經由王文孝一人之供述而起出，蘇建和等三人均無一語述及；而吳宅現場也只發現有一枚王文孝的血指紋而已，其他毫無任何與蘇建和等三人有關聯的跡證？
王文孝在八十年八月十四日被查獲到案，供承自己一人所犯，汐止分局承辦刑警帶他到現場模擬表演後宣佈破案。厥後，警方竟把王文孝表演「自己一人做案」情節的錄影帶予以湮滅；汐止分局在給台灣高等法院的公函，稱「已重復錄影、無法尋獲」。益徵辦案人員自己先入為主，編織有「共犯」的情節，而把不符其所編織情節的證據故意毀掉或扭曲。至於真兇王文孝後來胡扯蘇建和等三人入罪，然此窮兇極惡之徒，其心理狀態極為複雜，實不能以常理度之而遽予採信。
綜上所敘，再審法庭改判蘇建和等三人無罪，完全合乎事理，這是正義實踐的裁判，難能可貴地為我國司法革新樹立了一個標竿，值得社會各界給予鼓舞的掌聲！
（作者許文彬為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0928-224-548許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