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參與審判」實踐司法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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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參與審判」實踐司法民主化
-蘇 友 辰-
    高雄三歲女童遭性侵案，引發社會轟轟烈烈的「白玫瑰運動」，最高法院負責裁判的合議庭成員被冠上「恐龍法官」的標籤，已屬不堪；繼之馬英九總統一時失察，提名該「恐龍法官」審判長出任大法官，又掀起軒然大波，雖臨時走馬換將並公開道歉，仍無法平息人民的怒火。但屋漏又偏逢連夜雨，高雄高分院對發回更審性侵案件，無視幼童被侵害的特性，採取嚴格証據法則，以女童說詞反覆，欠缺物證，被告犯罪時間不夠為由，從有罪改判無罪，更是火上加油，「白玫瑰運動」再行聚集衝撞，強烈要求司法改革，勢所必至。
    惟司法改革工程經緯萬端，非一僦可及；眾所矚目刻在立法審議中的「法官法草案」，一般內行人的評價是「福利保護大過於退場機制」。類似本件性侵案件裁判的「恐龍法官」，要想透過該法的評鑑與審判程序迫其退場，在「官官相護」及嚴苛審查條件保護之下，似難成功；倒是鄰近日本、韓國司法改革所大力建構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如能趁勢引入，或許可以打破「菁英式」的官僚擅斷，讓國民直入審判核心，窺其堂奧，從程序參與進入實體的共同評議及判斷，不僅可以促進國民對整體司法運作的理解，也可以提升對司法的信賴，對增進國民重視人權及維護社會秩序的責任感，亦大有助益。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型態，因參審員的身分、職業、選任、案件對象及權限等元素之不同，大體可分為：英、美「陪審制」及德、日、韓的「參審制」；前者陪審員祇決定有罪無罪，不及於量刑的決定；後者如德國參審與職業法官同位，可與職業法官共同審判，但非專業人士莫屬；韓國參審則採陪審與陪審混合制，但最後評議結果對於法官沒有拘束力；而日本參審除準備程序外可以全程參與，猶且對於罪責有無、適用法律及量刑輕重，參審員均可與職業法官平起平坐共同評議論斷，司法民主化充分發揮，足供我國借鏡效法。
    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民粹式的全民或輿論公審，日本「裁判員參與刑事審判法」立法意旨即強調「裁判員制度之意義，在擴大國民參與審判之過程，藉由反映其感受於裁判內容，來加深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與支持，此司法能得到更堅實之民意基礎」，頗能彰顯司法民主化的改革訴求，落實「國民主權」的原理。自2009年5月施行以來，據同志社大學三井誠教授在今年4月1日司法院舉辦專題演講指出，一般評價是正面的，而且「漸入佳境」，有罪率極高，參審員自覺「是很好的經驗」、「變得會思考為消滅犯罪，可以做些什麼」。筆者認為上述女童遭性侵案件，如能採行日本「國民參審」制度，「白玫瑰運動」成員有機會參與審判，所謂女童意願有無之爭議及刑法第221條及第227條輕重刑度的選擇適用，因有「社會通念」的反映，相信不致於再有違反人民期待悖離社會正義的「恐龍裁判」出現。
    最近由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主導之下有關「國民參審」制度之研議，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之中。過去雖有德國「專家參審制」及韓國「國民參審制」試行條例草案之研議立法，均因合憲性的爭議（謂：我國憲法不容許有平民法官參與審判）致未能克竟其功，留下殘壘，但在目前司法改革呼聲甚囂塵上的強大壓力下，果能認知司法權應屬國家主權之一環，由國民參與司法裁判形成的過程，並決定裁判意思表之內容，確屬司法民主化直接而具體的表徵，不但可以貫徹「國民主權」原理，抑且可以卻除違憲之疑慮，如能再考量我國傳統民情，而勇於負責推出具有上述功能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訴訟制度，就特定範圍的重大犯罪或社會矚目的案件，由一定比例的職業法官與國民（即參審員）組成的合議庭共同審理、評議及判斷，或許可以制衡雲端恐龍祇顧法律形式邏輯的演繹，忽視「社會通念及感受」的偏執專斷，而作成兼顧司法正義與社會正義，符合國民期待的裁判，是可預卜。
(作者現職: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執業律師)
※本文刊載於中國時報2011年4月4日時論廣場A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