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體對劉姍姍案的報導，可看出台灣對美國司法制度，及其操作運用的陌生。
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法治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國際公約確認和保護的基本人權，也是美國刑事制度的重要基石（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規定）。換言之，被告有罪或無罪事實，只能從檢察官與被告兩造在法庭上爭辯後發現。
實務上，由於司法機構對案件處理，有效率上的要求，司法人員特別是檢察官，為了消化無限的案件，也有制度上的壓力；為求速戰速決，「認罪協議」，就成為最重要的手段。
劉姍姍在聽證會中，自動放棄以保釋金交保換取自由，雖說是「策略的運用」，但這違反美國刑事制度被告無罪推定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說，保釋是一般被告勢在必爭的權利。
一般案件的「認罪協議」，除了有重大原因外，法官沒接受檢察官所提出「認罪協議」，是非常的例外狀況。然而在外交部「策略運用」下，劉姍姍放棄美國憲法保障的權利。據報導，法官指出這種情況並不常見，因此六度對劉姍姍提出詢問，以確定劉是否自願？也因此，持中立公正立場的法官，不得不對有外交官身分的劉姍姍所提出「認罪協議」，慎重其事，質疑其中是否有草率或隱因之慮，而有所保留，因而未立即接受。
對劉案放棄交保，一直解釋是為維護台灣主權，所做出法律層面策略上的運用。這種策略的運用，實有商榷之處，因為若堅持豁免權，而不爭取交保權益，那麼在聽證時即應同時附加「豁免權抗議」條件，而不是單純的無條件放棄。
由於不了解外交關係對劉案的重要性，劉案律師，只是依一般刑事案件策略，如酗酒肇事案，讓肇事者在監獄關幾天教訓一下，然後再放出來。
然而讓駐外代表台灣的政府人員「穿囚服帶手銬腳鐐」出現，顯示在處理時對美國司法制度的陌生，監察院應調查有無失職之處；不過，更重要的是，應慎重的檢討此案的處理缺失，有則改之避免未來再讓台灣國格受辱。
※ 本文轉載自2011/11/27 聯合報 民意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