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靜坐有道理嗎？
作者/ 吳景欽副教授
多位檢察官為了抗議最高法院近來作出的決議與判決，而準備在六月四日到最高法院前靜坐，以表達不滿。惟檢察官的如此動作，真的站得住腳嗎？
造成此次靜坐抗議的導火線，乃肇因於今年初，最高法院所作出的第2次刑庭決議，其內容主要是針對刑事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範圍，限縮為對被告有利而攸關「公平正義」之事項，以此來強化檢方的舉證責任。但此決議卻遭到檢察官的強烈反彈，而認為，這只是在幫法院減少負擔，且法官將成為被告的實質辯護人，將失去司法該有的中立客觀角色。如此的反對理由，確實有其道理，卻也忽略了問題的根源所在。
長久以來，我國的刑事審判結構乃採取所謂職權主義，法官不是被動的聽訟者，不僅整個程序尤其所主導，在當檢察官舉證不力時，也得介入為職權調查。如此的審判模式，美其名是為公平正義，卻紊亂了檢、審的角色，而可能造成檢察官懈怠與濫訴，更違反無罪推定。
為了解決此弊病，在1999年的司改會議裡，即作出我國刑事司法必須改採當事人主義的決議，並在2002年，落實於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中。不僅強化了檢察官該有的舉證責任，同時，在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明文，所有證據調查以當事人聲請為原則，法院的職權調查只能是備位。所以，從此條文來看，法院不管對被告有利、不利，都不應主動調查，而成為單純的聽訟者。
惟在此條文第2項但書卻又規定，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者，法院仍應依職權調查。此但書雖屬例外，但問題是，刑事審理，有哪種證據無關公平正義、又有哪種證據與被告利益無關？因此，如此的但書，已使例外成為原則，法官職權依舊，且證諸現實，為職權調查者，往往是對被告不利者居多，過往球員兼裁判之弊，仍未因此改變。
為了解決此困境，最高法院即在此次刑庭決議裡，基於無罪推定與公平法院原則，不僅再次強調檢方的舉證責任，同時，也將法院無邊無際的職權調查範疇，尤其是以空泛的「公平正義」來為被告不利的部分，為目的性限縮，而認為僅有在基於被告有利的情況下，才可為補充性調查。
如此的結論，確實可以使法官回到單純聽訟者的角色，且也可促使檢察官必須確實的負起舉證責任，而可以有效防止濫訴。惟問題是，關於證據的認定，在多數的情況，仍必須調查後方能知曉是對被告有利，還是不利，且此種認定權仍屬法官下，實難防止恣意的產生。更何況，最高法院以具有實質拘束下級法院的刑庭決議，來修改法條文義，也已跨入了立法者的領域，而有違權力分立。
因此，檢察官對於最高法院的抗議有其道理，但卻忽略了，會造成如此結果的原因，檢方也難辭其咎。試想，若檢察官對於案件的偵查能確實，並能在起訴後，真正負起舉證責任，而能提供給法院明確且完整的證據，則法官何須再為職權介入？又一方面要求法官必須公正、客觀，卻又要求法官不能僅以調查被告有利證據為限，如此的訴求，又是何其矛盾？總而言之，今日審判之弊，法院該負其責，檢察官亦難辭其咎。
此次院、檢間的爭執，不過是這十多年來，刑事司法改革所產生問題的冰山一角，藉由如此的機會，正是好好檢討這些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的良機，若仍只是口水，問題依舊，司法改革也仍在原地踏步。（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 本文轉載自2012/06/04 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