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接手於法有據
洪仲丘遭關禁閉致死案，雖正由軍事檢察官密集偵查中，但由於軍隊的封閉性本質，種種的調查，總蒙上層層黑霧。故家屬即要求，應將此案交由地檢署為偵辦，但國防部與法務部卻發表聲明指出，由於現役軍人犯軍刑法之罪，乃屬軍事檢察官所專屬之職權，自難依家屬之請求。但真的是如此嗎？
洪仲丘之死，乃是由軍士官階層的幹部，藉由現行弊病叢生的軍事懲罰制度，而以異常有效率的速度，將快退伍的洪仲丘關禁閉，既罔顧其身體狀況，更無視於法定程序，恣意妄為簡直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故此等軍士官，即涉及《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第1項，最高可處至無期徒刑的長官凌虐部屬致死之重罪。而依《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1項，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者，即須以此法為追訴與審判，故軍事檢察官就此等案件，自負有偵查與起訴的權限。
只是依據《軍事審判法》第50條第3項，軍事檢察署乃隸屬於國防部之下，軍事檢察官是否能擺脫軍隊上命下從的關係，而來獨立行使職權，一向備受質疑。尤其以洪仲丘案來說，於第一時間，軍檢未能積極主動介入調查，致讓相關人等有滅證與串供之機會，實已喪失還原真實的最佳時機。且令人驚訝的是，軍檢雖對戒護士以凌虐致死罪為聲押理由，但對其他涉案的軍士官，卻是以《陸海空軍刑法》第45條第2項，長官對部屬施以法定以外懲罰與濫權妨害自由等輕罪為聲押罪名，既無視於此等犯罪的結構性與共犯性本質，也等同將洪仲丘之死，全推給一位基層士官來承擔。如此的避重就輕，實讓人對軍事檢察官的獨立性，感到相當的質疑。
而在大法官釋字第436號解釋裡，就已明確指出，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犯罪並無專屬審判之權限，而仍應受最高法院所管轄，目前的《軍事審判法》第181條亦為如此之規定。依此而論，在檢察權的行使亦屬司法權之一環下，則軍事檢察官僅在組織上隸屬於國防部，致僅受其行政上的監督，惟就刑事訴追而言，仍應受最高檢察署的指揮。因此，檢察總長基於檢察一體，並依《法院組織法》第64條之規定，將洪仲丘案移轉給地檢署或協同軍檢為偵辦，不僅於法有據，更可昭公信。
甚且隨著此案的發展，涉案的軍士官亦可能涉及其他案件，如禁閉室錄影遭刪除所可能涉及的湮滅證據罪，則因此等非觸犯軍刑法之犯罪，並非屬軍事檢察官的執掌範疇，而為一般檢察官的訴追權限。故基於犯罪偵查的一體性及為避免多頭馬車，檢察總長實更有必要，依《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3款，以有重大危害社會秩序為由，將洪仲丘案指定由特偵組為統合調查之單位，以讓事實早日釐清，不僅符合各方的期待，軍方亦可免於官官相護的指責。
資料來源：真理大學法律系吳景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