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辦案需要監聽/林臻嫺
2013年11月26日
報載立院正著手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筆者因辦理刑事司法實務，亦有審查通訊監察之經驗，爰提供個人想法，希作理性討論之參考。依據個人這幾年在地院之經驗而言，最常遇到需長期掛線或進行擴線監聽之類型主要有三，一為販賣毒品，二為詐欺集團，三為地方型公務員貪瀆。此因犯罪者多具組織集團性，且為求能長期牟利、不被查獲，除蒐羅大量之人頭帳戶外，多持用俗稱王八（SIM）卡、外勞卡、人頭卡，作為共犯間聯繫之公機、或藥頭與藥腳間交易之門號，或用以詐騙被害人之工具，且可能會一再更新變換門號，逃避追緝，使偵辦難度提高，如真能偵破，通常亦需經過長期布線、監聽、輔以跟監，待事證明確後，始得一舉搜索、逮捕，克竟全功。
身為南部法院之刑事法官，少有機會遇到專屬特偵組偵辦之政治敏感案件，日常遇到的，多數比率是前揭販毒、詐欺集團及特偵組看不上眼的地方型公務員貪瀆案。尤其，這類販毒、詐欺、貪瀆，均為現行《通保法》第5條明訂允許監察之犯罪類型，且只要有證人、被害人能具體指出，犯罪人是以何門號打來詐騙或要錢，並與調閱之通聯紀錄相符，通常即具備犯罪嫌疑。再來，這類案件，通常難以其他方法來蒐證，也已如前述，故一般要符合法定要件門檻均屬容易，要說明通過必要性的審核亦非難事，是通過審核之機率，自然非低。當然，這類案件將來偵破後，是否一定能夠定罪，則屬另外一回事。因為監聽僅能錄到內容，而對話內容，常因夾雜「犯罪暗語」，會形成多種解釋空間，容易製造出合理懷疑，則是否能定罪自非絕對。
查緝難度恐更高
本次立院主動要求修法，筆者認為是因「九月政爭」這起「特殊偶發個案」，並非屬普遍之「原則性問題」。亦即，各界先進指責現行通訊監察實務過度浮濫、核准數據過高，自非無據，當然可以進行檢討。只是，現行《通保法》並未限制不得監聽立法委員，亦未規定不得監聽節費電話，更未要求要保證日後能聽到犯罪，始得核發。故基於法律一般平等原則而言，只要符合現行法所定要件及必要性，聲請監聽立委或立院電話，與聲請監聽其他人或其他電話，法院不該、也不會持寬嚴不同之審核標準。本人憂心，修法後的結果，可能是將來檢警更有藉口去「查緝不到」那些原本難度就很高的詐欺集團主嫌、販毒集團首腦、吃喝欺壓地方的公務員，最後，基於警員破案績效，而會被移送法院的，還是只剩下處於弱勢、迫於無奈，故將自己的帳戶、手機甚至可憐的靈魂，都廉價出賣給詐欺集團、販毒集團、貪瀆公務員的實質被害人，他們會在接到地檢、法院傳票時，咒罵法院，甚至心灰，走上絕路。而那些真的窮到只剩下錢的詐欺販毒集團首腦及貪瀆的人，卻能繼續高調炫富，無須懼怕法律制裁。修法這種具通案重要性的事情，真的適合拿來作為移轉個案焦點的遮羞布嗎？
作者為台南地方法院法官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