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七月十七日社論指出，特別費案為歷史共業，是一種官場習焉不察的陋習，宜以行政導正而不宜刑罰。為了避免保証相互毀滅，成為政局動盪的根源，以及耗費寶貴的司法資源，而無解現時人民生活於倒懸，呼龥停止藍綠惡鬥，苦民所苦，筆者深表贊同，但對「應加速通過除罪法案」的說法，略抒淺見。
所謂「除罰化」乃是對一種法律非難而不具社會倫理性的行為重新評價，排除其刑罰效果的立法，例如立法將公娼、賭博、誹謗除罪化者是。由於此項立法，係屬「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欠缺實體訴訟要件，檢察官對已繫屬偵查中的案件，應為不起訴處分；對已經起訴案件尚未終結者，法官則應為免訴判決。嚴格言之，乃是行為後一種立法赦免，不但具有追溯的效果，抑且而後此類案件行為者，均不構成犯罪，國家對之不能發動刑事追訴審判程序。
然而，目前在追訴審判中的特別費案件，其所涉及的罪名包括利用職務詐欺貪污及偽造、變造文書等數種罪責。為了免除眾多涉嫌者被追訴處罰，不管增修訂會計法、審計法或制定特別條例，而為「不罰」或「免除其刑」的立法，司法自可據以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免除其刑之裁判，但上開各項特別或一般刑法犯罪行為[貪污、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登戴不實等)並非自此就不能再追訴審判，故對特定範圍的犯罪立法不予追訴或處罰，本質乃是一種赦免而非全然「除罪」，否則在法律效果即有混淆之嫌。
令人遺憾的是，特別費立法赦免雖可為「不罰」或「免除其刑」的規定，但對已判決確定發監執行的余文先生，仍無法分享此項恩典。如欲提早出監，除非再增訂一項「免除其刑之執行」，或馬總統自思其反行使憲法特赦權，否則最後將是一肩挑起特別費案件的「代罪羔羊」。其實，上述除罪的立法困境及拘限，祇要馬總統頒行大赦令，經立法院同意，一切均可迎刃而解。
我國刑法學泰斗林山田教授曾經著文嚴肅指出：「法律本身並非是目的，而是為達特定目的之手段，故法律在本質上即具工具性。刑法充當法律制裁制度中最嚴厲之制裁手段，在法制中扮演制裁者或強制者的角色，故刑法亦可謂法律工具中之工具，與其他法律相形之下，具有較強之工具性。刑法因具有上述之特質，故無論在立法上或司法上，運用刑法時，均須特別慎重，而應採行慎刑之刑事政策，以免刑法因淪為政法工具，致偏離社會倫理，而與實現公平正義之理念背道而馳。」台上的諸法律人允宜三復斯言！
（本文刊登於97年7月18日自由時報民意論壇，作者為蘇友辰律師／中國人權協會副理事長、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