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00年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社會教育法及家庭教育法部分修法條文，未來未成年懷孕學生的家長，必須接受輔導課程。台北市女權會執行祕書林郁晏表示，由於法令規定模糊，未來在執行層面上可能有相當疑慮。
100年12月立法院院會三讀修正通過社會教育法及家庭教育法部分條文，擴大社會教育任務，並將失親教育納入家庭教育範圍。新法明定，未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如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校應通知家長、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的人，並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如經書面通知3次以上未出席者，主管機關可以委託家庭教育中心等機構、團體進行訪視。
學生出事 家長全盤負責
林郁晏指出，在修正條文施行之後，也意謂未成年懷孕的家長必須接受諮商或輔導。這樣的邏輯等於認為學生的管束責任應該由家長負責，但事實上學生的管教責任並不應該全部歸咎於家長，其他包括學校等也有責任，學生在校行為也不應與家長畫上等號。同時，強制家長諮商上課會加深家長的羞愧感，更將未成年懷孕污名化。林郁晏擔心，未來學生一旦得知懷孕事件將造成家長因諮商輔導被貼上標籤，很可能更不敢將懷孕情況告知家長。
法令中也沒有明文規定諮商或輔導的專業人員來源，但心理諮商專業人員、輔導教師、司法諮商人員提供的服務很可能完全不同，也沒有針對學生的特定訓練。
同時，諮商輔導的時數也沒有規定，也無法得知諮商輔導的成效何在，更無法了解學生行為改變的成效。林郁晏表示，如果未來是學校老師擔任諮商輔導的角色，將會演變成負責通報的老師還要加班輔導家長，等於變相懲罰通報的老師。
實際施行 困難重重
如果父母必須上課或接受諮商，就必須向工作單位請假。但如果工作單位不給假，父母也會陷入兩難局面。另外，台灣目前約5成家庭並非傳統的核心家庭型態，單親家庭以及隔代教養家庭更是占了家庭型態中的相當比例，林郁晏指出，單親家庭家長忙於工作根本不可能接受諮商輔導，而要隔代教養的長輩前來上課的概念更是脫離現實。
從法條中可以看見，教育部對於目前台灣家庭型態的了解與現實有相當大的差距，林郁晏表示，這些課程無助於解決教師在教學現場遇到的困難，如果教育部與社會局是提供教師必要的支援或諮詢，才能真正加強老師面對問題的能力。
教師將陷通報兩難
林郁晏認為，比起家長接受輔導，通報問題才是處理學生懷孕的一大核心。許多懷孕學生因為害怕，希望老師不告知家長或通報。也有學生父母要求自行處理，希望老師不要進行通報，或是學校為了校譽要求老師不得逕行通報等情況。這些狀況導致老師在處理懷孕學生案件時，不但無法拿捏保密與依法通報間的分寸，在實際通報時，老師也得面臨只向教育局通報，或是還要同時通報社政單位的為難窘境。
（資料來源：2012/01/30 臺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