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並於1950年將每年的12月10日定為「國際人權日」，呼籲人們關注世界上每一個人的人權問題。33年前，聯合國大會又在此日決議通過《禁止酷刑公約》，以防止在世界各地有酷刑侵害人權的情事發生，迄今已有158個國家批准，蔚為世界潮流。 按公約所指的「酷刑」係以各種殘忍或不人道等手段，使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以達成執法者取得供詞或情報等目的。我國從1982年遭刑求冤死的王迎先命案，歷經江國慶冤殺案、蘇建和等3死囚案、徐自強案、鄭性澤案，都有遭受刑求逼供，後均因法院明察再審，進而排除不實自白，改判無罪翻案。而還在等待平反的邱和順案及蘇炳坤案等，也都有同樣的遭遇而造成冤獄，令人不堪回首。 由此不難發現，造成這些冤案的共通點之一，即是執法人員偵辦重大刑案時惡習不改，常施加不人道的酷刑取供，法院對不實自白又倚賴過深，最後的判決不但陷無辜者於冤屈，甚至失去生命，也剝奪被害人了解真相的機會，更讓司法公信力一起陪葬，其危害之大莫可言喻。 台灣在2009年3月透過制定施行法的方式，引進《兩公約》成為國內法，同年12月10日正式施行；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人權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7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同公約第14條第3項第7款規定：「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這是刑事偵審過程的最低人權保護標準，執法者自當奉為圭臬。 再者，2013年3月獲聘來台的10位國際人權獨立專家初次審查我國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時，所作成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即指出：「使酷刑的行為人不能免責，就是根絕酷刑與其他形式的不當處遇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並建議我國在《刑法》當中，應加入《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定義之酷刑罪，作為獨立的犯罪類型及刑罰。同時也強調台灣應盡速批准《禁止酷刑公約》，並依照該公約任擇議定書，建立全國性的預防機制。然而，4年過去了，審查委員在今年1月進行第二次審查時，因發現上開建議迄今均未執行，除表示深感遺憾外，並強烈重申在《刑法》中應加入酷刑罪，也再次確認相關建議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為真正落實《公政公約》第7條「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規定，並具體回應人權兩公約國際審查的意見，我國應比照《兩公約》立法模式，制定《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引進該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成為國內法，作為日後禁止酷刑的法律依據；而法務部亦應卻除本位主義思考，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積極檢討研修《刑法》條文，期使我國與禁止酷刑有關之法制更為周延。 此外，設立國家級的防範機制，目的主要在於預防各級拘束或剝奪人身自由的場所發生酷刑，為了避免疊床架屋，允宜將監察院現制人權保障委員會加掛「酷刑防制委員會」，合併成為「酷刑防制及人權保障委員會」，運用委員會固有職權進行訪視、調查、糾正或彈劾，當有助於遏止酷刑及不人道作為，減少我國司法冤案的發生，以保障人權。 (本文原刊載於2017.12.9蘋果日報即時論壇。本文作者為本會名譽理事長、執業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