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判而釋是法律的第三種錯誤
作者/葉家興教授
法律是解決人際衝突的途徑，也是社會發展的必備規範。然而執法者非上帝，法官並沒有完美的資訊，因此在懲惡揚善時，不免也會犯下「錯判無辜之人」的型一錯誤，以及「錯放有罪之人」的型二錯誤。
兩種錯誤都有其社會成本。前者使每個人都有成為冤獄受害者的風險，後者則使大家處在淪為犯罪被害人的恐懼中。二者孰輕孰重？以台灣民意對死刑、酒駕等爭議的反應來看，大家對型二錯誤的忍受度似乎更低。
兩年前，立法院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原意在「維護刑事審判之公平、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然而以台灣現行刑事審判程序現狀而言，速審法實施後不但未得好評，反而招致「速死法」、「積案清理法」、「跟國際人權接個鬼」之譏。更糟的是，速審法可能為台灣法律體系犯下舉世罕見的第三種錯誤。未判而釋，可能令清白者含冤未雪，也可能令有罪者逍遙法外。
最高法院卻常以「應盡調查事項未盡調查」為由，將案件發回更審；同樣以二○○八年為例，最高法院全年收案六千八百餘件，發回比例為三三％，其中發回三次以上者高達六一二件！相較德、日、美等國鮮少聽聞終審法院發回超過三次以上之案例，可見台灣刑事案件延宕多年未決，癥結點不在單一審級耗時過長，而在最高法院發回次數過多。
法律經濟學者認為，探討刑法執行時，必須正視執法成本。從效率與分配正義來看，司法不能也不應「不計一切代價地發現真實」。由於資源是有限的，而每項選擇均有其機會成本，因此人們必須在多種選擇中，透過理性選擇，讓效益達到最大化。
司法也是如此，僅因某些瑣碎細節多次發回（如死者被砍七刀或八刀），不但使二審法院「肥大化」，也排擠其他案件可分配到的人力、資源、時間，對遭排擠的案件的訴訟當事人，也並不公平。
另一方面，正因司法資源的有限，對在偵審期間自白或轉為汙點證人之被告，實務上多半會量處較輕的刑度，鼓勵被告認罪並節省司法資源。雖不應以被告單純沉默或不配合偵審而量處較重之刑，但如證據確鑿，被告仍矢口否認、飾詞狡辯，理應判處較重刑度以示儆戒。
但速審法完全未見獎勵被告自白認罪的誘因，只見「押滿八年就放人、一審起訴滿八年得減刑」；在這種制度下設計，某些重罪被告自然會選擇「以拖代辯」的訴訟技巧。
案件一再發回，流弊甚為明顯。發回次數越多、真相越模糊，邊際效益愈低，邊際成本卻愈來愈高。不但司法公信力在二審、三審上上下下間被犧牲，也付出了龐大的社會成本。
最高法院如不自我約束，立法者有必要審酌文明國家經驗，以刑事訴訟法限制最高法院發回次數。否則以速審法單方限制檢察官上訴、變相鼓勵被告拖延以減刑、獲釋的作法，可能造成大量不判而釋的型三錯誤：既不能為無辜者申冤，同時也可能讓要犯趴趴走。
這種不判而釋的第三種錯誤，確屬舉世罕見。（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 本文轉載自2012/06/06 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