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聽法制 漏洞百出/林鈺雄
2013年10月01日
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立法院「擠牙膏戰役」一敗塗地之後，監聽風暴越演越烈。但立委諸公磨刀霍霍之際，可能作夢也沒想到，當初的立法敗筆，正是今日濫權監聽的始作俑者。
先比較一下統計數據。2012年度台灣地方法院總計核發41,237監聽票次（其中包含24,154續監票次），此一數字，比起2011年度成長約略一成。同性質之監聽票次（亦即不計算國安監聽），2011年度德國法院總計核發21,118監聽票次（其中包含3,089續監票次）。 簡言之，換算回人口比（德國人口約為台灣的4倍），台灣法院核發監聽票次是德國法院的8倍；若以續監票次比較，更高達德國的30倍！以上還未考慮我國一張票掛多條線（平均掛約3線）的慣行實務，若以實際掛線數來比較，懸殊更為驚人。看來，國力不同，連人民基本權利都會連帶縮水。 可是，我國自從釋字第631號解釋及2007年中《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法之後，同年底起監聽票核發已經改採法官保留原則，也就是檢察官僅有聲請權，唯有法院始能准許監聽及續監，特偵組也是以法院依法核票作為護身符。既然我國及德國皆同由法院把關，為何監聽實務統計卻呈現如此天壤之別？我們的監聽法制出了什麼問題？
淪為檢警橡皮圖章
70年代，德國也曾犯相同的錯誤，當時，德國《刑事訴訟法》的重大干預處分雖然皆採事前法官保留原則，但實證統計發現，檢警取巧規避或擴權執行的違法亂紀事件，屢見不鮮。問題在於法官核發令狀（如搜索票、監聽票）之際，由於時間急迫、資訊片面，難以發揮實質的控制效果，反而淪為檢警的橡皮圖章。在我國特偵組監聽林秀濤檢察官（以關說事證來聲請貪瀆監聽票？）及立院總機（連門號持有人都搞不清楚？）部分，法官照單全收的缺失，同樣暴露無遺。之後，德國從立法到實務，改為事前、事後雙管齊下，除了加強事前法官保留的審查密度之外，同時發展全面性的法院事後審查，賦予受干預當事人事後得向法院請求救濟或確認處分違法的權利。諸如「一案吃到飽」、「小案灌水成大案」、「聲東擊西（偵辦A案件卻聲請B案票）」等事前核票時難以察覺的亂象，藉由從容不迫的事後審查，法院得以抽絲剝繭；檢警若有違法濫權情事，在確認違法之訴的公告裁判書中，自然無所遁形。相較之下，我國事後救濟僅有《刑事訴訟法》的抗告和準抗告途徑，更離譜的是，條文文字還漏未規範通訊監察。筆者雖再三呼籲應匡正此項立法漏洞，但多年來聽者藐藐。於是，儘管《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洋洋灑灑明定了事前法官保留、列舉重罪原則及比例原則，但到底具體個案中這些法定門檻被遵守了沒有？卻是在非所問、無人審查！
從制度面防濫監聽
欠缺事後法院審查，僅是現行監聽法制漏洞的冰山一角。其他諸如另案監聽之限制、通聯紀錄之法律保留、國會通訊監察監督委員會或監察使（Ombudsman）之設置，都是我國法相較於歐洲法及德國法的權利保護漏洞。這些隱疾，在此次監聽風暴果然也一一發作。立委諸公們，個案公審檢察總長，適可而止；當事人對簿立院（而非法院），更應三思。亡羊補牢，彌補通訊監察的立法漏洞，才是防範濫權監聽、維護基本人權的制度出路！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